前言

图|周总理与邓小平

197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因牙痛，专程请来了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给他看牙病。

因为约是临时约，所以当韩宗琦到向阳厅（原西花厅改名）时，周总理还不在家，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一群人一直等到5点钟以后，周总理在跨进家门。

以往周总理每次进家门，都是一脸严肃的表情，唯独这次有所不同，脸上的笑意那是盖也盖不住的。

进门后，周总理先跟韩宗琦握了握手，又像是老师问学生那样，问了在座的人：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你们猜猜是什么消息？”

大家看着周总理笑容满面，早猜出来是有什么喜事，韩宗琦对周总理的喜悦，心里有些许的猜测：

“是不是小平同志工作了？”

“呦。”周总理抬头看了一眼韩宗琦：“不错嘛，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

韩宗琦安顿周总理坐在牙科医生专用的椅子上，一边准备治疗器械，一边说：

“这是老百姓早就盼望的事儿，我们都希望小平同志能早点出来为党工作。”

周总理慢慢的躺了下去，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而是十分感慨的说了一句：

“是啊，不容易呀！”

邓小平回忆：在法国时和周总理关系最密切

1920年10月，邓小平启程赴法勤工俭学，隔了一个月，周恩来也到了法国。

那个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面，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启程到国外，学习他们各种先进的思想。

也就是这一时期，邓小平与周总理相识，并结为挚友。

邓小平的女儿曾问过他：“在法国的时候，你和谁的关系最密切”，邓小平仔细思索以后，回答道：

“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图|年轻时的周总理与邓小平

邓小平到了法国后，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求学，而周总理则不同，那时的他在法国已经开始参加社会活动，并组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邓朴方后来回忆父亲时曾说：

“那个时候，法国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周总理和我父亲那时都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争。这段历史很长了，当事人回忆得不多，就我们知道一点，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

1922年6月，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邓小平也在其中。

当时周恩来与邓小平，还一起住过半年多的时间，尽管那时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但一群年轻人朝夕相处在一起，彼此又有共同的志向，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

周总理喜欢看足球，邓小平也很喜欢，那时环境差，大伙吃得很简单，邓小平一直记得周总理喜欢吃法国的一款牛角面包（CRASANG），就连他自己也爱吃，尽管这种食物是法国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食物，但在环境艰苦的年代，能有这样的食物，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1924年9月，周恩来启程回国。

那时的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联合北伐，工作千头万绪，而邓小平当时正受党组织委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道，后来转入中山大学，一直到1927年春才归国。

图|1924年周恩来（前排左四）与旅法勤工俭学的人合影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邓小平南下武汉，参加了八七会议，会议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邓小平随党中央迁往上海后，当时周恩来也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具体事务，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两人工作上常有交集。

1928年4月，邓小平和张锡媛成婚，当时中央安排他们和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居住在同一栋楼上，邓小平夫妇居住早楼下。

两家人又一起住了半年多。

虽然那时候时局分外艰难，但两家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开心，据蔡畅回忆：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

女儿有一次好奇的问父亲：“那会儿你们高兴什么呢？”

邓小平笑了笑告诉女儿：

“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

尽管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因为彼此的分工不同，两人未再有交集，但彼此的交情始终不曾断过。

1952年，邓小平调北京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就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那时的邓小平一家也全都住在北京，周总理对邓小平的生活十分关心。

一次，周总理偶然到邓小平家中探望，见门口没有警卫，立刻有些不满：

“这怎么行？门口连个警卫也没有？”

周总理专程说了这件事后，没过多长时间，有关部门就在邓小平家门口安了个哨。

图|周总理

两人都在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时期，彼此合作非常愉快，后来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理的事情更多了。

尽管日常事务十分繁杂，但两人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在。

邓朴方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趣事，小的时候家里曾让他们这些孩子，喊邓颖超做姑妈，因为她也姓邓，只是后来这个称呼没叫起来。

那个时候，周总理、邓小平两家时常串门，尽管有时候邓小平去周总理家的次数更多。

邓补方记得，那时候周总理一有闲暇的时间，就拉着中南海一帮大小孩子去看球，自然也少不了他，邓朴方后来喜欢足球，也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偶尔也会到郊外野营，吃野餐。

周总理很喜欢孩子，对他们也总是很亲热。

有一次到野外游玩，周总理问他们：“你们家是谁管钱呐？”

邓朴方告诉他：“是妹妹邓楠在管。”

周总理笑了笑，回头对邓楠说：“这么说，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和我一样大。”

说着又转头对毛毛说：“那你就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啦。”

当时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也在，周总理听说邓质方的小名叫“飞飞”，十分高兴：

“这么说我们是同名啦。”

邓朴方后来才知道，周总理以前有一个用过的笔名，也叫“飞飞”。

图|1973年4月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出席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

卓琳后来也告诉邓朴方：

“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我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

对父亲与周总理的友谊，邓朴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途径巴黎买了款法国小面包

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为膀胱癌，加上早在60年代中后期，周总理就已经患有心脏病。繁重的工作已经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不仅仅是周总理，就连毛主席也开始考虑，谁能够在工作上替代周总理，思来想去，毛主席考虑到，或许只有邓小平才可以。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致信给毛主席，信中提出了想要工作的想法，毛主席专程做出了批复。

为了邓小平的工作，周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催促中央政治局为邓小平安排工作，毛主席听取了政治局汇报后，同意邓小平担任副总理职务。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北京。

图|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送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

尽管周总理这时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是为了能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周总理连续开了很多天的会，一直到1973年3月9日，才向中央请假去休息。

3月28日，邓小平与李先念一起去见周总理。

邓朴方回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

“小平同志。”

周总理率先伸出手，两个老战友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很快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邓小平与毛主席也见了一面，看着他健康敦实的身体，毛主席也十分高兴：

“努力工作，保护工作。”

因为担心周总理的身体，邓小平夫妇于4月9日专程到玉泉山那里看望养病的周总理。

一到门口，远远地就看到，邓颖超在门口亲自等着，双方打了一个招呼后，走进屋内。

尽管周总理此时精神仍然不佳，却依旧坐直了身子与邓小平聊天，两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看着旁边的卓琳，周总理特别嘱咐交代了一句：

“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

图|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1974年一开春，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很明显得不好了，尽管如此，他依旧还是竭尽全力地去工作。

这一年，联合国大会应发展中国家的请求，为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召开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中国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3月20日，毛主席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坚持下，这件事最终才定了下来。

这件事定下来以后，周总理又开始忙活邓小平出国的具体事宜，为此还专门向毛主席建议：

“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

从飞机飞行的航线，到临出发前机场的布置，铺不铺红地毯，周总理事无巨细，竭尽全力地操劳。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团出发，周总理不顾身体病重，坚持到机场送行。

联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阐释了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等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4月19日，邓小平率团回到国内，周总理又不顾病体，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一直到第二天才接见了医疗组的成员，谈了病情。

邓朴方回忆起这件事来，依旧十分感动：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样的安排，做出这种牺牲，不只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材料，19日晚，把父亲接回来，20日凌晨2时，他见医疗组，我内心这种震动啊！”

邓小平始终记得周总理对他的照顾，也知道周总理时刻忧心国家大事，为此始终不敢耽搁。

图|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出席联大会议后，邓小平途径法国巴黎，回想起当年与周总理在这里勤工俭学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

尽管随身所带的零钱并不多，但他在巴黎还是购买了当地一种叫“魁桑”的小面包，当年在法国时，周总理就十分喜爱这种面包，这种面包虽然只是当地一种十分常见的土特产，但也从侧面看出，邓小平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周总理。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命人将面包送到向阳厅，给周总理品尝。

“都这个时候了，总理想见谁就见谁”

1975年1月，周总理抱病出席了四届人大，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

会后周总理又马不停蹄的主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会上当众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邓小平接替周总理后，投入到忘我的工作当中去，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总理，请教周总理有关意见。

尽管医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治疗周总理的病情，但依旧无济于事。

9月7日，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强撑着病体接见了外宾，因为脚部肿胀已经穿不上鞋了，最后没办法只好拖着一双布鞋去，他对外宾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

图|1974年,邓小平同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

9月20日，周总理病情恶化，需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临进手术室之前，周总理喊了一声：

“小平同志。”

邓朴方回忆：当时父亲就在周总理身边，闻言赶紧走了过去，病床上周总理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高声说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尽管周总理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心里依旧牵挂着国家大事。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提出想要见罗青长一面，罗青长是周总理最熟悉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了40多年。

虽然周总理提出了要求，但一开始这个要求并不被准许，秘书无奈之下，只好找邓小平求助。

邓小平一听，勃然大怒：

“都这个时候了，总理想见谁，就见谁，就要去安排。”

图|1975年1月，周恩来出席四届人大会议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享年78岁。

邓颖超向中央转达周总理的生平愿望：

第一、不搞遗体告别，不要特殊化；第二、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第三、不保留骨灰。

上报中央后，李先念第一个不同意：“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个人民也不答应。”

这是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

1月15日，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亲致悼词，以表达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母亲卓琳曾经告诉过她，结婚几十年，从来没见过邓小平掉眼泪的，可是在周总理追悼会上，她很清楚的听到，父亲在致悼词的时候哽咽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老战友周恩来，邓小平深有感触的说道：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个小时，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们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图|邓小平

周总理的去世，不仅仅使得邓小平失去了良师益友，邓朴方也为此感到十分伤心难过，因为身体原因，邓朴方没有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而是自己准备了一些酒菜，他和王鲁光一起，将酒倒在地上，以此祭奠这位睿智深沉的长辈。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不只是法国那么艰难，上海那么危险，一直到战争环境下，到解放以后，这么多路线斗争，这样曲折，……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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