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广义而言可以指任何一种艺术的、令人愉快的、审慎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音乐的定义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但通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对于有声、无声具有时间性的组织，并含有不同音阶的节奏、旋律及和声。比较而言，在所有的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
概述
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各种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系统。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音乐是人类所创造的诸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早期的音乐活动是混生性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要素，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音乐又同时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音”和“乐”两个词一直是分别使用的。在古汉语中，把声、音、乐分为三个层次。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的说法：“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又称之为天籁、地籁、人籁等，其中包括各种噪声；“音”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声音，相当于由乐音缀合而成的音调、曲调、音响组合等；至于“乐”，在上古时代指的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因素混为一体、尚未分化的艺术活动，孔子时代作为教育必修科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的“乐”，就是这种混生性的艺术活动。中国古籍上第一次出现“音乐”一词，是在《吕氏春秋·大乐》中：“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此后，“音乐”一词逐渐取代原先“音”一词的地位，用以指称音乐这一艺术门类；而“音”一词的含义则逐渐变窄，仅指有确定音高的乐音（例如“五音”）。到后来，“乐”一词才作为“音乐”一词的简称而用来指称音乐。在欧洲，拉丁文中的音乐一词“Musica”，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缪斯的名字，它的含义不象汉语中“音乐”一词那么明确。但是希腊神话中缪斯的职责是侍奉太阳神阿波罗，从这点看，借用缪斯的名字来转述音乐这一语义演化中，隐含着一种象征性的寓意：赞誉音乐令人心旷神怡的社会功能，并赋与她以高贵纯洁的形象。 当人们将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时就会发现：①音乐的内容与文学、戏剧、绘画等那些大量地描绘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情景(再现性、描摹性)的艺术门类不同，音乐所直接呼唤、激发的是情感与意志（表现性、表情性）；由情感体验出发，不同的个人凭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联想到的具体对象也很不相同。因此可以说，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确定性与对象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点。②如果人们对这一特点加以深究，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刻的本质特征:音乐所用的材料与结构是非语义性的，这也正是音乐与语言艺术的根本分界线。从表面现象看，活的语言艺术（书面记录除外）也是凭借声波振动，通过听觉器官，在时间中展现的，但语言所用的声音有语义，是词义的外壳；音乐则不然，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是从情感激发中自由展开的，不遵守语义学的规则。③从音乐与建筑艺术的对照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形式要素的抽象性和结构规范的严谨性方面，音乐与建筑十分相似；但与建筑在空间中展现（属于空间艺术）不同，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艺术（属于时间艺术）。 简言之，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音乐的内容又充满情感与意志。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活动，既表现了社会成员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显示了社会成员主观上的追求和愿望、意志和憧憬，它承担着传递社会信息与交流情感体验的职能，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的意志行为的作用。
·音乐的要素
音乐的要素包括：节奏、旋律、和声、音色。 每首不同的音乐都是主要由不同的节奏和旋律来区分的，这两种要素决定了音乐的个性。由两个以上的乐器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演奏（演唱）的音乐，可以由和声协调组成复调音乐。每种乐器和每个人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不同音色的乐器组合形成独特的效果，安排这些乐器的组合叫做配器。以上四种要素的不同组合组成了每首音乐独特的性格，使人在聆听不同音乐时能感受到欢快、悲伤、慷慨、振奋等各种情绪，能理解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音乐，经常聆听音乐甚至可以从不同的音色中听出是哪个人演唱的，是哪种乐器在演奏的。
小提琴演奏
·音乐的形式
音乐主要有两种形式：用人声唱的声乐和用乐器奏的器乐，不论是声乐或器乐都有许多种结合的方式，如独唱、合唱、对唱，独奏、协奏，交响乐等。两者也可以混合，声乐用乐器伴奏，或在器乐交响乐中混入人声等。
·音乐的功能
音乐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人们思想的载体之一。音乐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音乐从声波上分析它介于噪声和频率不变的纯音之间，从效果上讲它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和表达人的情感。 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情感和生活体验。这在歌曲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西方音乐
欧洲古代音乐演奏 西方音乐主要指欧洲的音乐，由于欧洲历史上统治阶层比较重视音乐，因此许多音乐家都得到资助和保护，发展出比较完善的音乐理论。目前西方的音乐理论在全世界的音乐界占有主导地位，欧洲音乐界发展的记谱法和作曲的程式得到世界的公认。 西方音乐史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音乐 中世纪时期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巴洛克音乐 古典主义音乐 浪漫音乐 现代音乐 新世纪音乐 西洋乐器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唐代的胡琴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过不断充实发展。
·夏、商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封建制社会，处于封建制的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是中国封建制的成熟时期，东周封建制社会由盛到衰，君主统治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赋》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13徽）。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 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大面、踏摇娘、拨头、参军戏等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 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现代音乐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19世纪末，中国被迫开放南方沿海，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和乐器，广东音乐首当其冲，首先吸收西方和声方法，创造了新乐器扬琴和木琴，发展了乐队合奏的音乐，至今广东音乐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是中西结合比较成功的典范。 民间音乐家为中国乐器的演奏发展创造了新的阶段，二胡作曲家刘天华定制二胡把位，改进演奏手法，并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如《良宵》、《光明行》、《病中吟》等，演奏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了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琵琶曲《大浪淘沙》。尽管当时时世动乱，但中国民族音乐不论在独奏和乐队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音乐家回国之后，开始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也开始用五线谱纪录新作品。大城市里组成了新兴交响乐团，混合欧洲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在音乐厅和收音机里非常流行。在1930年代的上海达到其鼎盛时期。 虽然使用西方的乐器和音乐手段，但通俗音乐仍然是以中国的方式，即旋律为主，五声音阶为主，才能受到最多人的喜爱。周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表演家之一，是当时通俗音乐的代表，其为电影《马路天使》演唱的主题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一时极为流行，符合当时的民众的抗日情绪，被称为“金嗓子”。
·革命音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在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家更是同仇敌忾，写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全民抗日的精神。聂耳为电影配曲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雄壮，成为抗日军民的军歌被到处传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居安思危，不忘中华民族如何抵抗外国侵略，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1942年延安会议之后，解放区开始把当地民歌改写成革命歌曲，如陕西民歌《东方红》。改写的目的是在大多是文盲的农民人口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文革期间，西方音乐又不合法了。重新流行革命歌曲和所谓的“语录歌”，加上独裁的“样板戏”，和国外的交往几乎停止，甚至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乐队演奏美国歌曲《草堆上的火鸡》，当时的文化部长都要向总理抗议，大陆中国音乐进入一个低谷时期。可音乐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停滞不前。 文革期间的“样板戏”虽然过于霸道，但将西方管弦乐队引入为京剧伴奏，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浑厚的管弦乐背景下的京胡和皮鼓声，更突出了京剧音乐特点，也是一种中西结合的发展。尤其是“打虎上山”过门中的圆号独奏，和后面京胡唱腔浑然天成，很值得欣赏。
·当代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续了老上海灯红酒绿风格。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现代流行音乐开始对港台产生影响。欧阳菲菲、翁倩玉、邓丽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八十年代，新一代音乐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为开阔，把欧美流行形式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开创了港台流行音乐新局面，并对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唱词。
音乐艺术生产的发展历程
音乐艺术的生产过程，在古代并无一度创造(作曲)与二度创造（演唱、演奏）之分，在记谱法未曾发明之前，音乐作品的生产过程是离不开表演过程的，修养较高的演唱家、演奏家能够在表演时对传统曲目予以加工发挥，乃至进行即兴创作，这在中国古代传统乐器演奏家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习惯和能力，在近代的一些民间歌手、戏曲表演家和乐师那里仍然保持着。 在古代，从事音乐表演艺术的人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是从事声乐表演的歌唱家，另一支是从事器乐表演的演奏家。随着乐器的多样化发展，不同类型的乐器所要求的技能训练往往差别很大，演奏家的队伍中自然形成了细密的分工。专业分工促进了器乐演奏艺术的提高，各种乐器的高超演奏技艺百花争妍，有力地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古代的乐器演奏家常常身兼乐器制造者，中国古代的琴人都要学习选料造琴的手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乐器制造所要求的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制造就从演奏者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物质生产行业；由于不同类型的乐器，制法颇不相同，乐器制造业从一开始就在内部形成了细密的分工。某些种类的乐器，其制造家享有盛名，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在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逐渐借助愈来愈多的符号来进行音乐艺术的生产。在人类发明记谱法之前很久，弦乐器上的音位和管乐器上的孔数已经起着符号的作用。当人们进一步要求用一套统一的名称来称呼不同乐器的各个音高时，就出现了音名、律名体系。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罗马都用本民族文字的字母来称呼音乐里的各个音，这个传统为近现代的整个欧洲所继承，并流传到世界各国。中国古代，早在周代就有了一套律名(黄钟、大吕等十二个律名，相当于现代的音名)，这些名称多半源于打击乐器及其颜色、 大小、 方位、特性等，同时，在论述音阶各音级和调式时还有一套阶名（宫、商等五个阶名）。 为了理解和掌握各个音律之间的音程关系，古人通过计量管或弦的长短已懂得可以借助数学手段。古希腊的毕达哥拉、古中国的管子以及他们的门徒，通过对于弦乐器的弦长或管乐器的管长的量度，懂得了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来思考音程关系，这样，数字这种符号手段就不仅仅在编号的意义上，而且在严格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导的意义上，成为人类借以掌握音高、音程的符号。律学就是用这种符号手段来从事研究而形成的一门音乐科学，假如没有这门科学所积累的成果，人类就不可能发明十二平均律，不可能探索到目前已通行于世界各国的近代乐律体制。16世纪和声学在意大利的诞生，数学也担当了接生婆的角色。 乐谱是音乐艺术生产过程中最显眼的符号手段，它对于音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与文字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相比，如果没有记谱法的发明和改进，人类的音乐文化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中国最古的乐谱可以上溯到汉魏的“声曲折”，唐宋时代已经有系统化的记谱法。古往今来的各种记谱法，大多数在表示音高方面较为明确(原始的曲线图象谱是例外)，但在表示时值和节拍节奏方面往往不够明确，13世纪在德国兴起的“有量记谱法”在这方面显示出独到的优越性，并得到后世的继承。各种文字谱仅有音律音位的明确性，缺乏旋律线条起伏的图象直观性，今天已通行于世界各国的五线谱则把这两种性质结合起来，是记谱法的重大进步；假如没有这两者的结合，多声部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会是异常艰难的。 键盘形式这一符号手段，在近现代音乐基础知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键盘上，虽然每一个个别键子都是演奏发音的物质工具，但是所有键子组成的整个键盘形式却提供了一个视觉的观念模型，使人们对于音律、音高、音程的认识、理解、思考和运用，能够更为简便轻松地进行。 唱名是一种很特别的符号，它有如任何语言的语音外壳对语义起提示作用一样，由唱名连缀而成的音节序列(唱名词汇)对一串乐音的音程和音高起提示作用。对于唱名的这种语义性提示作用的认识和运用，是在几百年的音乐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把唱名用一些简便的字形来标记而形成记谱法，也收到了明显的易教易学效果。20世纪以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简谱就是如此。 随着记谱法的发明，作曲者通过写谱来完成音乐创作，作曲就从演唱演奏者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创作活动。在作曲专业形成的同一历史时刻，一批人从事乐谱的抄写、绘制、制版、印刷的行业出现了。乐谱印刷业的形成与更新及其内部各道工序的技术工人的培训与提高，是音乐事业获得发展的必要环节。 当人们根据乐谱来进行排练与演出成为制度，当作曲家所写的不仅是一些独奏、重奏的乐谱，而且有乐队参加演奏的总谱，那末对排练和演出的组织方式就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指挥这一专业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 乐谱除了作为作曲劳动的产品出现，还用来记录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曲、乐曲。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虽然可以用录音的方法采集民间音乐，但也必须进一步予以记谱，才能成为研究对象和教学材料。因此，采集记录民间音乐，已形成音乐事业中的一个独立的专业，当代中国因拥有一支这一专业的宏大队伍而自豪。 在音乐家中还有教育家和教师。音乐事业中的教育活动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是由于从事音乐工作需要掌握相当细致复杂的专业技巧，而且还由于，音乐听觉、音乐感、对音乐的情感共鸣，是音乐欣赏的必要前提，而这种心理素质与艺术素养的获得却非一日之功，必须通过长期的、系统的、全面的音乐教育。音乐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用音乐手段从事教育，一种是教育人从事音乐活动，两种工作不可偏废。良好的国民普及音乐教育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而且为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雄厚的基础。 随着社会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有一部分音乐家对大量的音乐作品及音乐现象、音乐史料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培育了音乐学家。在音乐学家的队伍中，也随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而自然形成细密的分工，例如，以音乐现象的发展变迁为对象的音乐史家；以当代音乐生活为对象的音乐评论家；以音乐的审美价值为对象的音乐美学家；以乐律与和谐原理为对象的律学、和声学理论家；以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为对象的音乐民族学家，等等。 音乐艺术与工业技术相交叠而形成的专业，除了在乐器制造方面不断延续以外，还在别的领域里继续发展。音乐厅与歌剧场的建筑事业是一个领域，为了使音乐演出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必须具备合乎科学规格的室内音响条件与对外隔音条件，因此，既有音乐素养又有声学技术的建筑师队伍是音乐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唱片与录音磁带制作业是又一领域，这方面的技术更新很快，从20世纪初的蜡筒、手摇唱机的快转唱片，经过20世纪中叶的电声技术的唱片与磁带，发展到当代激光电声技术的信息存储盘……。总之，要求技术手段保持乃至改善音乐演出的艺术效果，则是一个不变的总要求，这也是这些领域的工程师须要共同领会的总目标。用电子琴和电子合成器开拓音色的新品种，扩充乐队的组成，以丰富音乐演奏的艺术表现力，是音乐与技术交叠的又一领域。用电子计算机辅助人类的音乐想象力和创造性音乐思维，以探索创作音乐作品的新技法，则是又一新领域。通过这些领域的开拓，将形成一种新型的音乐艺术生产方式，一度创造与二度创造的分工在此又归于消失，但这已不是在演唱演奏中包括作曲，而是相反，在作曲的符号化劳动方式中蕴含了表演艺术的实际效果。当然，由人亲自演唱演奏音乐的生产方式还将继续存在。
音乐的物质材料和形式要素
各种样态的声波振动，是音乐赖以存在的物质材料。它们是人类运用各种物质手段而发出的，其中，既包括人类天生的器官(发声器官、四肢等)，也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器具。人类之所以会造成某种样态的声波，一方面取决于物质条件（生理或生产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受听觉审美需求的引导。古人最初追求乐音的纯净性和音程关系的协和性，很可能是由于受到某些狩猎工具（如猎哨、猎角、弓弦）所发乐音和某些鸟类啼鸣的启发，在自然界的天籁中，具有纯净、协和这类性质的音响和这种声音的泛音列，使人感到悦耳动听，人们才会去追寻、探求，创造各种器具将其模仿、再现出来。人类对声波样态（作为物质材料）的审美追求，推动了歌唱技术、乐器制作技术（作为物质手段）的发展；反过来，新的发音器具（新乐器、电子合成器等）的创制，又提供了获得新的音响材料的可能性；材料与手段的交互作用，模仿与创造的辩证结合，使音乐所运用的物质材料不断丰富提高。 乐器是人类所创造的发音器具，当代的乐器学已经根据声学原理把乐器分为五大类（体鸣、 膜鸣、 弦鸣、气鸣、电鸣），形成科学的系统。但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从人类运用发音手段以支配音响材料的方式这一更广的角度看，可把发音手段区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发音手段，由人类天生的器官、肢体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人声歌唱所用的整套器官，由于它的复杂的生理结构和丰富的性能，使运用人声的歌唱艺术（声乐）成为音乐表演艺术的一大重要门类。此外，口哨、拍手等发音手段，在初期的舞蹈中，曾有过重大的作用，其后由于各自的局限性虽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音乐基础教育的节奏训练中，拍手仍有其重要价值。 第二类发音手段，由人类运用天生器官、肢体直接激发与控制乐器构成。其中由呼吸器官用气息激发声源的是吹奏乐器（管乐器、气鸣类乐器）；由手的动作激发声源的则有：以摩擦发音的弓弦乐器，以弹拨发音的拨弦乐器，以敲击发音的击弦乐器和体鸣类、膜鸣类乐器。上述发音体中，凡是音域宽广，音位齐全，音色富于变化，声学性能丰富，乃至能同时奏出几个不同乐音的，它的艺术表现力就强，演奏技巧就发展得高超。中国传统乐器琴、筝、琵琶、二胡、笛、箫等，现代乐器提琴、竖琴、圆号、小号、双簧管、单簧管等，都各自形成一整套演奏艺术。 第三类发音手段，是在人类天生肢体与发音体之间介入一系列部件而构成的复合系统。其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带有键盘装置的乐器，如管风琴、钢琴、手风琴、电子琴等。键盘作为人类手指的延长，使演奏者的手可以发挥好几倍的效能，能够同时奏出许多乐音，并可自由地选择它们的组合方案，它向人类提供了发展多声部音乐思维的条件。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可以进一步利用机械和电声手段自动化地演奏音乐，八音盒、音乐自鸣钟、唱片唱机、磁带录音放音机等，仅仅是这个等级里的历史前奏，当电子乐器开创了用电子技术模仿乐器音色和探寻新鲜音色的先例之后，真正成熟的自动化电鸣演奏是通过电脑（计算机）控制电子合成器进行音乐表演，甚至进行音乐创作的实验。 当人们把任何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象分解化合物那样拆成各种元素时，会发现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是十分简单的，不外乎音的高低、音的长短、音的强弱、音色的差异而已。由这些基本要素互相结合，形成一些常用的形式要素，例如节奏、句法、音程进行、和弦、调式等；由这些形式要素进一步构成一些形态侧面，例如曲调、织体、和声、曲式等。音乐艺术品就是由这样一些侧面综合而成的。 节奏是音乐最重要的形式要素，从最早期、最幼稚、甚至没有明确音高的原始音乐起，直到最复杂、最丰富、含有和声、复调的多声音乐，都离不开节奏。在节奏中，实际上包含了音的强弱和长短两种不同的简单基本要素在内。节奏的最小单位是节奏型，不同的节奏型有不同的性格和表情，它们好比是音乐生命体上有活力的细胞。一连串的节奏型前后相继时，通常由节拍把它们组织起来（散板除外）。节拍是要求重拍周期性地出现的强弱配置规律的格式，它作为一个潜伏在低音区或隐藏在欣赏者内心中的规律性框架，起组织节奏型的作用。节奏型的多样性和重拍周期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音乐的艺术魅力。 与节奏节拍密切联系的是速度和力度。从音乐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内容这个角度来看，速度和力度具有特殊的作用。假如把一首葬礼进行曲用快两倍的速度来演奏，它就不再具有沉痛哀悼的情感内容了；又如把一首乐曲中经过渐强发展、引出凯旋主题的段落，改为渐弱来演奏，它也就会不再具有欢庆凯旋的意味了。这是因为速度的快慢、力度的强弱都有助于表达音乐作品中某种性格和表情。速度的准确和力度的恰如其份，是音乐表演艺术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由节奏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乐音，在高低方面呈现出有秩序的起伏呼应，就形成了曲调（旋律）。曲调是音乐的各种形态侧面中最重要的，被誉为音乐的灵魂。任何一首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首先是在曲调上有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才能使人喜爱，经久不忘。曲调有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吟诵性的，一类是歌唱性的，还有一类是器乐化的。曲调在音高方面的横向组织，可以区别为浅层和深层两个层次：浅层就是音程的进行，即使是缺少音乐修养的人，也能凭听觉直接感受到一串旋律音程的不同样式：上行、下行、级进、大跳、小跳等连缀起来形成的音调；从深层来看，不同音高的音在音乐艺术品中，有支柱音与非支柱音的区别，有静与动的区别，在动的性格中还有支持性与对比性的区别，又有阳刚与阴柔的区别……。这些细微、奥妙的形式要素与表情手段，都由调式理论加以阐述。 由音高与节奏两方面的横向(继时性)组织综合在一起构成曲调以后，音乐的形态就呈现出一定的乐节、乐句和曲式逻辑。不同的乐句，除了在幅度的长短方面有其规定性外，还在结束音方面有其特征。各个乐句用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结束音，不同的结束音相互间要求有什么样的音程关系，这些都影响到曲调的表情性格。曲调中相继出现的各个部分的形态样式彼此间的相同与相异，形成逻辑因素，例如最简单的“问答式”句法，进而有“正反合”结构、“起承转合”逻辑模式等等，都是凭听觉直接可辨的。相同或大同小异的音调材料的重复，显示肯定；相异或大异小同的音调材料的并置，显示否定；处于这类逻辑关系中的各个音调材料可以按某种格式加以布置，这样的布局格式就是曲式。 和声是音乐的又一重要形态侧面，它的素材是音高之间的纵向(同时性)组织，在纵向组织基础上形成更高等级的横向组织(和声进行)。在一些古老的民族中，可以发现各具特色的民间合唱，如中国的侗族、壮族、瑶族、都有多声部民歌在流传，几条旋律线按某种音程关系作纵向的结合，形成和声效果。但是朴素的民间合唱仅仅凭习惯选择了和声手段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把和声手段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侧面来开发它的表情力量，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运用自如，则是到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当音乐形态从单声部发展到多声部以后，在形成和声手段的同时，也形成了织体手段。如果同时演唱演奏的是几条各有自己独立个性的曲调，就形成复调性织体；如果几个声部中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其余的都是为烘托它而结合成各种和弦的，就形成主调性织体。主调织体是一个大类，在它下面，还可以由于陪伴声部的厚薄、节奏、音型的不同，以及它们与主旋律声部在音区与节奏上的不同关系而形成许多织体小类。各种织体都有自己的表情性能。 音色，是音乐形态中直接作用于人类听觉器官的、最为感性的要素。人类只是到了近代才学会从物理学的角度，用声谱分析的方法来描述每一种音色的构成。仅凭听觉的直感分辨各种音色以及它们的表情性能，是古代音乐家们早已具备的本领。音乐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都在追求美好音色上花费了大量功夫。表现在人声歌唱中的音色，是最为丰富和多彩的。除了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等不同的声型分类外，每一个歌唱家的发声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音色特质，在中国的戏曲和欧美的歌剧中，不同类型的角色使用不同的音色和表演风格，更促使声乐艺术呈现极为绚丽多姿的面貌。在器乐领域，每一种新乐器的发明，都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音色；乐器改良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和纯净的音色。各种民族乐器所特有的音色常常唤起本民族人民特殊的情感共鸣，带来特别亲切的精神交流，这是音色手段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例证。自从人类学会运用电子振荡器发出声波以来，人们除了用它模拟各种喜爱的音色外，还致力于开发闻所未闻的崭新音色，以扩大音乐的表现力。音色的创造和运用，也是作曲技法中的一个方面。在配器法中特别讨论到各种音色的选择、配合，通过乐器组合获得新的音色，以及运用织体、和声手段创造新的音色等。 音乐的基本要素是简单的，由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各个侧面的样式形态却是无限丰富的。它们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仅有专业音乐家的创造，更有广大人民的创造和积累；正是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使音乐呈现出种种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区性特点，世界音乐宝库才能达到今日的壮观规模。
音乐的社会功能
由于音乐以声波振动的非语义性组织结构与人类的情感、意志活动直接同构对应，所以音乐中的意志表现形式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形式承担着传达与交流社会成员情感体验的职能，使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庆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就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 专注、 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广泛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生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发生反面的效果。萎靡、粗野、丑陋的音乐，只可能导至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低级以至于混乱。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的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音乐的另一种实用功能是用作保健和治疗的手段。无论在古中国或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的阿拉伯，都曾有著名的学者医师用音乐治病，提倡音乐治疗。有些民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用舞蹈、歌唱和演奏打击乐治疗精神抑郁症的风俗。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在一些噪声很大或过于寂静的劳动环境中，劳动者特别需要佩戴附有耳机的耳罩，边劳动边欣赏音乐，这种文明保健设施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颇有裨益。随着工业文明走向成熟，音乐治疗在近几十年来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音乐治疗的诊所、书刊、协会、专科学校纷纷成立。
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
在社会生活中，音乐常常同其他艺术门类结合在一起，以绚丽多姿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不仅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特殊样态在内容上是相通的，彼此不能绝缘和孤立存在，而且也由于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概括性，而其他艺术门类的形象表现大都具有知觉的个别性，需要互相补充。概括性的情感意蕴借助于个别性的知觉表象加以注解，就更易于捕捉领悟；个别性的知觉表象借助于概括性的情感意蕴加以统摄，才能达到审美的满足。 用人声歌唱的音乐（即声乐）与语言艺术有着天然的共生性联系，两者都以人类的嗓音为物质手段。虽然语言艺术使用嗓音的方式方法根本不同于音乐，但语言艺术中讲究格律和声韵的韵文对语音本身的选择和排列是有审美要求的，这种审美要求所遵循的美学规律与音乐所遵循的是一致的，因此韵文就带有音乐性。这是从语言艺术那一面来讲。从音乐艺术这一面来讲，为了使音乐更妥贴地同语言艺术的审美内容相结合，必须把语义所传达的情感意蕴通过旋律的音调与节奏、歌喉的强弱与音色变化、伴奏的和声、织体等等予以表现。因此，随着韵文的文学体裁特征不同，所形成的音乐体裁也就不同，与抒情性的韵文（抒情诗）相结合形成歌曲，与叙事性的韵文相结合形成长歌、叙事歌或说唱音乐，与戏剧性的韵文（歌剧或戏曲脚本）相结合形成戏剧性的唱段。到了近代，器乐获得高度发展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与语言艺术的结合方式：戏剧开场之前演奏的序曲，标题音乐中的“音诗”、“音画”等，这类体裁的音乐演奏并不伴有文字内容的歌唱或朗诵，而是用丰富的管弦乐队技术手段来表现某一部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欣赏者对音乐所表现的内容预先已经了解，在欣赏过程中可以随着音乐的音响结构样态自由地联想起有关的人物、意境或情节，并同作曲家对这些内容的情感体验发生共鸣。
·音乐与舞蹈艺术
音乐与舞蹈艺术也有着天然的共生性联系。在古代，舞蹈常常是集体劳动的复现或预演，又是群体间交流情感、协调意志的手段，这些舞蹈总是伴有舞歌和节奏性拍打的。舞蹈离不开节奏，节奏是构成音乐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之一。民间舞曲通常有周期性的重音与舞蹈动作的周期性重踏合拍;舞曲的曲调则按特定的速度，以其富有变化的音调与节奏，对舞蹈的情绪、气质予以概括的表现。从集体舞蹈发展到独舞、双人舞，从单纯的性格舞发展到舞剧，舞蹈艺术的逐步提高，使其同音乐的结合更加紧密。抒情性和戏剧性的舞蹈不能停留在以固定间距的周期性重音与舞蹈动作合拍这样的水平上，而要求音乐要象舞姿那样刚柔起伏，传情达意，并运用各种音乐技法表现人物性格的对比、戏剧情节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舞蹈艺术将在吸取观赏性(他娱性)舞蹈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复兴体验性(自娱性)舞蹈，其艺术容量将越来越宽，它不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体运动的各种姿态、动作的再现，而且也将把人类对世界万象审美观照时的内模仿活动外化为体态的律动，综合多种成分形成“优律动”艺术；音乐作品则不仅是这种艺术表演的陪伴者，而且是这种艺术创造的启导者。
·音乐与戏剧
音乐与戏剧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表演艺术，这是两者容易结合的天然条件。戏剧是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音乐同戏剧的结合也同时包含着同语言艺术相结合的成分，此外还包含有音乐同角色的表演动作节奏相配合的要素。中国戏曲和西方歌剧的许多不同点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歌剧中，音乐与歌剧的结合主要通过音乐与语言艺术相结合的那个侧面；而在戏曲中，音乐不仅通过唱词，而且还同角色的舞蹈动作相配合，并直接支配整个舞台节奏。音乐与戏剧相结合的另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是戏剧配乐。戏剧配乐既不是歌唱的伴奏，也不同舞台动作和对话作节奏性的配合，而是烘托舞台的情绪、气氛，增强戏剧高潮的感染力。这种结合方式在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音乐与造型艺术
音乐与造型艺术的结合，在原始图腾祭祀中，人们化装成鸟兽参加乐舞，就带有这种因素。但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这两者综合的艺术发展得很缓慢，这是由于音乐艺术与造型艺术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互相分离的缘故。听觉与视觉艺术的同步欣赏开端于观看戏剧表演，当其中的听觉欣赏对象从语言艺术扩展到包括音乐艺术，其中的视觉欣赏对象从演员转变到造型艺术品（雕塑、绘画等）时，音乐与造型艺术的同步欣赏就形成了。假面戏、傀儡戏、木偶戏、皮影戏等，就是诞生于中古时代的这类艺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这样的同步欣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物质条件，从伴随音乐欣赏的幻灯、投影，发展到动画影视艺术（美术片）。
音乐的体裁样式
在音乐这个艺术门类里，由于艺术实践的条件不同，形成了众多纷繁的体裁和样式。对音乐体裁的分类，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音乐。因此，要理清音乐的各种体裁样式，也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加以整理。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从下述五个角度： ①按照社会生活中使用音乐的不同场合，或者是从音乐的社会功能来分类。如和劳动相联系的夯歌、渔歌、牧歌、田歌；和青年男女交往相联系的情歌、恋歌；和风俗习惯相联系的酒歌、婚嫁歌、丧歌；用于国家仪典的国歌；用于行军队列的军乐；用于体操、滑冰的运动音乐；用于娱乐休息的舞曲；用于宗教的经文歌、弥撒曲、众赞歌等等。音乐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生活中到处充满了音乐。 ②按照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的运用方式来分类。如和语言相结合的歌曲类；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歌剧、戏曲类；和舞蹈表演结合在一起的舞剧；和电影结合在一起的电影音乐等等。在上述体裁里，有的音乐处于主要地位，有的处于次要或陪衬地位。总之，这些体裁正由于有了音乐的配合而更加完美动人，同时，音乐也因处于不同条件的制约中而获得了不同的形态和性格。 ③按照音乐表演时所采用的不同物质手段来分类。首先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在声乐体裁中，有独唱、重唱、 齐唱、 合唱。大型的声乐体裁，如大合唱、康塔塔、清唱剧等，都由上述四种声乐样式按不同方式组合而成。器乐体裁的类别纷繁庞杂，归纳起来，不外独奏、齐奏、重奏与合奏。按照演奏乐曲所使用的乐器及乐器的组合形式不同，又有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木管五重奏、 钢琴协奏曲、 交响乐、铜管乐、丝竹乐、吹打乐、锣鼓乐等不同的体裁样式。 ④按照乐曲的结构规模、织体类型、节拍速度、表情性格来分类。如组曲、变奏曲、回旋曲等，都和一定的曲式结构相联系；赋格曲、创意曲、轮唱曲都属于复调织体类型；小夜曲、嬉游曲、谐谑曲、幻想曲、狂想曲等和乐曲的情绪、情调相联系。欧洲许多器乐体裁起源于民间舞蹈音乐，如波尔卡、 波洛奈兹、 萨拉班德、加沃特等，已作为独立的器乐体裁来创作和演奏；这些名称所表述的概念，已成为某种特定的节拍、速度和表情性格的标志。 ⑤按照乐曲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来分类。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特有的乐种，它们的名称带有自己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例如，同是高亢、辽阔的山歌，一说到信天游就想起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格，一说到长调就想起内蒙草原的风格，一说到花儿就想起黄河上游湟水流域的风格。在欧洲，指称民谣风格的歌曲有一些语义相仿的名称，有的指法国北部的，有的指法国南部的。在中国的器乐体裁中，如江南丝竹、河北吹歌、潮州锣鼓等，都明示了地方特色。 音乐的体裁样式是纷繁的，随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音乐的新的体裁样式，将不断地被创造，使音乐艺术日益呈现出缤纷斑斓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