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

陈铭枢　　　　陈铭枢（1889.10-1965.5），字真如，广西合浦县曲樟乡璋嘉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等。一度担任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后又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京沪卫戍司令，组建十九路军。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第三防区副总司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身份发起著名的“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发动的“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开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先河。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军事委员会高参、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席等职。1947年，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衔。 

生平简历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建国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四团团长。1925年国民政府东征时任第一旅旅长，后建国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任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团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属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司令，但后因与唐生智不和被逐。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联同陈济棠驱赶广州的张发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原十一军在中原大战中，在广东胜桂系，然后在中原败阎锡山、冯玉祥等。次年，陈济棠反蒋，陈铭枢离粤。之后原第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陈任右翼集团军师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任京沪戍卫司令。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国民党内出现反蒋的声音，蒋介石下台。国民政府改组，以林森任国府主席，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陈手下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称为一二八事变。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       1933年，陈铭枢与李济深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组织人民党反蒋，事变失败后，逃到香港。1935年和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后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职。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罢除各职务。1965年病逝北京。

为民主革命赴汤蹈火

　　 　　参战武昌，走上民主革命路　　从青年时代起，陈铭枢就仰慕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他于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南京军校的同盟会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响应，轮流监视学校的武器库，准备起义时使用。然而，学校当局已有防备，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陈铭枢和同学们的行动，当即给陈500元钱作路费。　　 与此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指挥久经训练的北洋军同缺乏训练的新军血战。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清军的严重威胁下，要求当即过江保卫。湖北军政府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命令过江战斗。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不久新军在汉口失守，湖北军政府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将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学校的学生100多人，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对各部进行督战。学生军经历了部队伤亡的惨状后，一半以上的人不愿参加战争，只有陈铭枢、蒋光鼐等少数骨干没有动摇。他们留了下来继续战斗。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接见了革命有功的陈铭枢，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率军北伐，成就“铁军名将”　　 1924年，陈铭枢重返广东，在李济深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师任第1旅旅长，参加了东征战役。因作战有功，他在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0师师长。次年7月率第10师北伐，与独立团一道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参加攻打武昌战役，因战功卓著，所向无敌，成为“铁军名将”。　　 攻克武汉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司令。他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与左派的邓演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陈铭枢和邓演达的友情是战火中建立的，是邓演达的力荐，陈铭枢出任了第1师第1旅旅长。北伐战争时，当陈铭枢率部猛攻武昌城的激战时刻，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冒着炮火，来到前线激励士气，并传达了陈铭枢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的任命，接着又与陈铭枢一起指挥战斗，攻克了武昌，并肩进入武昌城。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陈铭枢获知后立即派员为之收葬，并拿出两万元料理后事，亲题碑文。　　 1928年2月，陈铭枢受命为两广政治分会委员。同年6月，代理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后，辞去军职，致力于广东地方建设。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广东的陈济棠利用手中的军权与汪精卫合作，在广州另立中央，通电反蒋。陈铭枢不愿参加内战，只好一个人悄然离开广州，经香港到达日本。　　 为避免军队分裂，保存旧部实力，他又秘密返回中国，与邓演达、蔡元培等人商定建立第三势力，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获知陈铭枢秘密回国的消息后，马上在南京相见，将十九路军的兵权交给陈铭枢，请他“打回广东去”。就在陈铭枢出征之际，日寇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蒋介石和汪精卫暂时合作，而陈铭枢则指挥了著名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抵御外辱显军魂　　 在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栽培的。十九路军的前身是陈铭枢率领的北伐军第10师，攻克武汉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陈铭枢出任广东省主席后，辞去11军军长之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11军整编成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将士基本上是北伐第10师的原班人马，都是粤籍子弟兵。　　 1931年底，陈铭枢出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交通部长,十九路军于11月奉命调入京沪沿线。尽管陈铭枢不是十九路军的直接军事长官，但他在淞沪抗战中实际起了主持、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为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九路军到达京沪沿线后，立即进行整训。当时，日军大举增兵上海，图谋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陈铭枢常由蒋光鼐陪同，到各团驻地训话，勉励官兵不惜牺牲，抵御外侮，保卫国土。蔡廷锴曾问陈铭枢：“万一敌人向我军侵犯，我军如何动作？”陈铭枢断然回答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　　 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召开了军事会议,陈铭枢派代表参会，指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也是在当天，陈铭枢、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务司令戴戟4人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全体官兵进行政治动员。 　　 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接到日军向中国进攻的报告，即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有所责难，陈铭枢的回电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坚决抵抗，“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做退后之辱也。”在陈铭枢的指示下，十九路军对日寇进行了奋勇抵抗，将日寇的第一波进攻击退。 　　 2月6日，中日军队再次交战，敌军屡败，日军换将。陈铭枢当日致电十九路军说：“十九路军将士，连日苦战，克保疆土，劳苦卓绝，至深感慰……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　　 日军在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不能前进半步。日方为了调派援兵,假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陈铭枢对此有清醒认识，认为谈和“诚属徒然”。陈铭枢致电蒋光鼐：“人心已死，吾侪只有认定为民族光荣，而完成本军之使命耳！”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十九路军奔走呼号。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十九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蒋光鼐抵抗到底：“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蒋光鼐审时度势，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作为淞沪抗战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陈铭枢起到了中坚人物的作用。　　 联共反蒋，发动“福建事变”　陈铭枢　　 淞沪抗战中，陈铭枢因违背蒋介石、汪精卫的投降妥协政策，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被迫辞去一切军政大权，出国赴欧考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去福建与红军打仗，以此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　　 在欧洲的漂泊生活中，陈铭枢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一个重大的政治谋略在他胸中酝酿成熟。　　 1933年5月从法国回到香港后，他与李济深、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商议举义反蒋抗日事宜。他还多次秘密往返于福建与香港之间，与时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福建省主席蒋光鼐等“老部下”会面，通报香港各界人士意见，共同策划反蒋抗日。　　 此时，十九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十九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如果不能和红军建立反蒋联盟，那么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陈铭枢早就考虑着与中共合作，因而回国后就派人与红军直接联系。彭德怀会见了使者后表示欢迎，希望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不久，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红军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开始扩军备战，部队由五师十旅扩充成五军十师，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兼任总司令，陈铭枢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11月12日上午，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即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等12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通电全国反蒋抗日。　　 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发生了。蒋介石派30万大军向福州发动进攻，侮蔑陈铭枢卖国叛党，同时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的一切职务。 　　 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但却在全国率先拉开了反蒋抗日救国的序幕，开创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先河。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致信蒋光鼐、蔡廷锴，两次提到了陈铭枢，“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新中国成立时，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完整地进入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序列，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蒋光鼐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陈铭枢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这是十九路军的光荣，陈铭枢将军于此居功至伟。　　 组建政党，在民主运动中奋起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时时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通过时事座谈会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抗战胜利不久，民联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决定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民联、民促会决定成立南方联合执行部。1948年1月1日，民联、民促会整合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首先策动了浙江省主席陈仪下了起义决心，又进行了策动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的工作。　　 上书诤谏，人称“党外彭德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出任民革中央常委。　　 1953年1月，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向中南局领导上书，反映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希望改变“轻农重工思想”，要求“严格制止加重农民负担、追求超额数字的邀功取宠行为，彻底贯彻中央对农村的政策”。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他提出“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发言。当他听到毛泽东自己表示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大喜功”的自我批评时，他大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　　 正在这时，反右运动开始。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中，点名批评陈铭枢的观点。接下来事可想而知，他在各种场合遭受批判，几项职位随之被撤免。戴着“右派”帽子，他重新参禅研经。　　 面对“大跃进”造成经济灾难，陈铭枢又忍不住放言“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这些言论自然都被汇报上去，致使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再次点名批评陈铭枢。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上“万言书”而遭受批判。尚未看到陈铭枢与彭德怀的私交记录，我们所知道的是，面对建国初的急躁冒进和“个人崇拜”，他俩先后上书诤谏，先后遭受打击，后来又先后获得平反。这就不难理解，陈铭枢有了“党外彭德怀”之称。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陈铭枢兴奋异常，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去世。　　 1979年，陈铭枢的冤案得到平反。中国共产党的诤友——陈铭枢　　 1989年在陈铭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称赞陈铭枢先生：“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挥笔题词：“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在撰文纪念陈铭枢将军时写道：“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过卓著战功，起过重要作用，对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坚强爱国者，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他的人生充满传奇、颠簸跌宕，但他坚守着始终如一的做人准则——“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

陈铭枢二三事

　　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陈铭枢将军，合浦县人，原系孙中山先生亲手建立的粤军第一师宿将。第一师师长系由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兼任。当时邓师长从各方面极力罗致人才使成劲旅，陈铭枢即任该师第四团团长。　　　　民国14年（1925）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统一部队编制，一律称为“国民革命军”。先后编成八个军，李济深任第四军军长。第四军直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共四个师，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　　　　民国15年（1926）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第四军的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以及李宗仁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作为前锋出发作战。而第四军特别骁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平江、汀泗桥和贺胜桥，连打了三场最出色的胜仗，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故有“铁军”之称。10月10日攻克武汉，即行扩编，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　　　　其后李济深任两广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即调十一军回广东。旋在“张黄事变”中击溃了张发奎、黄琪翔，便移于南路钦、廉、雷、琼一带。　　民国17年（1928）3月，李济深呈准中央，以陈铭枢、戴季陶、李文范、冯祝万、黄绍竑、林云陔等为两广政治分会委员。同年6月，广东省政府改组，以李济深、陈铭枢、徐景唐、冯祝万、刘栽甫、伍观淇、许崇清、吴铁城、李禄超、朱兆莘、马超俊、黄节为委员，李济深兼主席。至7月初李济深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五次会议，省政府主席由陈铭枢代理。同年11月27日李济深辞广东省政府主席职，中央令陈铭枢继任。陈遂于同年12月17日就职，并辞去十一军军长职。　　　　“跛老虎”讲课　　　　陈铭枢于民国18年（1929）3月间赴香港转南京开会时，寓于香港皇后酒店。不料酒店失火，仓卒跳楼逃避，足部受伤，虽在香港治疗月余，但回广州仍不良于行，时作拐状。当时广州学生择师运动日盛，时常罢课。某日陈到中大附中召集师生在礼堂（现在鲁迅馆）讲话。有几个顽皮学生不进入礼堂，而在外边把头伸入窗口，大呼“跛老虎，讲乜野（什么）！”陈顾而笑曰“乖乖地入来听跛老虎教导你吧！”一时传为笑柄。　　　　后来陈请得跌打名医赖成己为之治疗。闻赖医生的疗法与其他医生有所不同。一方面把手按摩正其骨骹疏其血脉，一方面将跌打药煮热，用纱布包裹向患处反复熨贴。如是则患者甚感舒适，忘其痛苦。不久陈的双足强健如初，每晨还到东郊跑马锻炼。　　　　整饬纲纪关心员工　　　　某日凌晨，陈铭枢骑马运动后即回省府。是时省府职员只有我一人在。陈向我殷殷垂询，我告以姓名并职务。陈憬然悟曰：“主席室的统计图表系你制的吗？”我对曰：“是”。陈掬出怀中小册略为记载，旋又问我曰：“各人几点钟上班呢？”我对：“规定是八时。但各同事早上大多数都在省府门前的聚丰园饮茶，大约八时半才回府，有半个小时为犹豫时间吧！”陈又问：“你为什么不去饮茶，这么早办公呢？”我暗笑，你来迟点我也走了。当时我兼实用会计学校功课，逢星期一、三、五晨八时半到十时。故我不能不早些回府办妥急件，并将文房四宝打开，将毡帽挂上衣架，然后“偷鸡”出去。这教职是市教育局长陆幼刚委给我的，曾报告过秘书长孙希文，陈可能不晓得。一一于是我吱唔对曰：“我习惯五时起床，略作运动在家早餐后即回府，甚少到聚丰园饮早茶。”陈首肯并说：“早起精神好。”　　　　陈旋步出财政厅视察。财政厅仿照工厂办法，在门前左边窗橱中悬挂职员名牌。按规定，晚上下班后，只留值夜人员名牌，其余都将牌背翻出。待明晨职员上班时，才把自己的名牌翻上。陈来到视察时见一工役手执鸡毛扫子，一面扫一面将职员名牌全部姓名翻出。陈问：“不是各人上班时将自己的姓名翻出的吗？”这工役不认识陈随口答曰：“我每朝的工作都是这样的。你访人，太早呢，九点钟后来吧。”　　　　陈又步往越华路口建设厅视察，职员亦阒无一人。　　　　陈于是召集全府职员在礼堂训话。仍照旧规定，上班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半至五时半。仍以半小时为犹豫时间，超过此时，在秘书处则要到秘书长室签到，并要向秘书长说明迟到理由。在各厅则要到厅长室签到，要向厅长说明理由。并规定今后以出勤迟早为年终考绩标准之一。　　　　有些职员抱怨说：“总之，包干办妥公事，没有积压就算吧，何苦要长日呆在办公厅呢！”是时在办公时间颇严肃，不许随便谈话，不许阅读报纸。陈闻之，即饬买了《万有文库》全部、《四部丛刊》第一、二集，并订有报章杂志多种，秘书处图书馆顿告充实，并允许没有公事时，可以自由读书学习，办公厅也即阅览室。于是职员心情舒畅，而各职员的基础知识及办公能力也不断提高。　　　　民国18年（1929）3月，两广政治分会结束，其建设委员会中的“统计处”，整个移隶于省政府秘书处。不久，以该处组织庞大，职员凡七八十人，碍于编制为由，缩编为“统计股”，隶属于秘书处第三科，除该原主任麦思敬（竹轩）仍照留原职外，仅留职员5人，其他职员一律遣散。麦主任告诉我，所有留用职员名单，已经上头核定，我亦在遣散之列，请自行打算。于是我赶紧办完未了公事，扫清抽屉，一俟接到“大信封”（是时不论委任或停职令都用一大公文封装载）即便走人。　　　　某晨接到大信封后，即跑到聚丰园饮茶准备回家。文书股长苏世杰（北魏书法专家）一见我入去，即止之日：“办公时间已到，各人都回去了，你还来！”我说：“大信封已到手，还管什么办公时间！”苏顾我而笑日：“你没有拆开看吗？要请饮呢！”我当即拆阅，原来不是“炒尤鱼”（停职），而是晋升一级加薪20元，使我惊喜异常。即以示麦主任，麦诧惊曰：“你托谁走陈主席的后门呢？”我答：“我的亲朋都没有认识主席的。”麦说：“一定是陈主席搞错了”，随即上楼去见陈。麦系陆军小学时陈铭枢的同学，故常得与陈闲谈。不久麦主任落来告诉我，谓受陈教训了一顿。陈谓用人要公，秦某上班最早，工作最多。你看主席室以及其他各处的图表都是他制的。最近出版的《统计特刊》亦是他主编的，化了几个名写文章，报章上也常见秦的文章，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留用，而专用琐琐姻娅呢！（麦的夫人林珏青是留用的）麦说秦有教学专长，虽停职他的生活亦没有问题的。陈说这样的人，难道本府不需要吗？麦只有唯唯而退。　　　　在粤桂战争中　　　　在陈铭枢任内——民国18年（1929）桂军曾两次向粤进攻，意图霸占广东地盘，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霸占不到广东，而且广西进出口重镇的梧州反为粤军所占。　　　　当时广东虽然是军政分治，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但陈济棠原系陈铭枢阳江起义时之旧部，而且共事多年，对于铭枢的兵法至为敬佩。因此，对于主要军事问题，都要铭枢为之规划；甚至作战亦往往要铭枢为之部署。这两次粤桂战争，都是铭枢亲自规划和部署的。而且，铭枢旧部之蒋光鼐师与蔡廷锴师亦是这两次战争取得胜利之重要力量。　　　　初，蒋中央于民国18年1月举行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全国分为四个编遣区，借以压缩别人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势力空前膨胀，不仅有十多万兵力，而至控制着北平和武汉两个政治分会，最为蒋氏所忌。于是蒋运用收买、分化等手法，遂于是年5月初，把李、白驱回广西。　　　　广东广西两省原是唇齿相依，但广东富而广西穷。是时广西反对蒋中央，而广东拥护蒋中央。故广西发动反蒋战争，非先占领广东地盘不可。故于是年5月间桂军退回广西后，旋即由白崇禧率领三个师兵力来攻广东，第一师长黄旭初，第二师长伍廷飏，第三师长吕焕炎，由梧州取道怀集、广宁、四会直逼广州。粤方陈铭枢即和陈济棠部署抵抗。于北江下游左岸沿三水至源潭一带进行布防以拱卫广州。桂军为鼓励士兵，曾发有“不打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传单，并挑选先锋队300多名，官佐先赏港币60元，士兵30元。击败粤军进入广州后，再论功行赏：先锋队的官兵各升一级，官佐各加赏港币500元，士兵各加赏200元。故战争第一阶段桂军锐不可当。而且陈济棠扣留了余汉谋，粤军更颓丧而无斗志，于是桂军大捷。5月14日白部桂军已越过四会，一路向清远，一路向三水芦苞进攻。陈济棠大惊，急释放了余汉谋使上前方指挥作战，并调陈铭枢旧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部反攻。于是转败为胜，把全部桂军驱逐回广西。　　　　张发奎投入汪精卫怀抱后，于民国18年（1929）9月中旬在鄂西宜昌，以“护党救国军”名义通电讨蒋，并驱军南下。蒋中央迭令何键、陈济棠堵截，无效。是年10月间到达广西。至12月初张、桂联合号称五万之众，向广东进攻。　　　　蒋中央闻之，即从华东派朱绍良率领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三师由海道运来广东助战。当时桂军担任右翼，张发奎担任左翼。右翼桂军由清远银盏坳铁道线向南到达军田、大乌石一带。左翼张军则由清远横石圩渡河，直攻花县两龙圩。此次战争较前次为大，为烈。以粤汉铁路为界线分为东西两战场，战区之广达八十余华里。双方展开战争，颇为激烈。桂军向陈济棠部队进攻，互有胜负，一时成为胶着状态。张军则进展迅速，节节胜利，从花县攻至两龙圩，一连激战四昼夜。12月10日晚前锋达到仁和圩，广州市已闻枪声。朱绍良部退缩于龙眼洞。于是张发奎踌躇满志，笑顾左右曰：“明晨到广州活捉陈和尚，然后从容理发。”陈铭枢好佛法，曾在南京学佛，法号“真如”，张系老同袍，常戏呼陈为和尚也。　　　　是夜陈即电调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部队星夜回师应战。即予张军以沉重的打击，张发奎败退至钟山平乐时已溃不成军。检点只存步枪3000余枝、炮6门、炮弹10余枚，步枪每枝亦仅存子弹30余发。　　　　同时陈济棠的第八路军亦追击桂军至三水芦苞并继续前进，占领梧州。第六路军朱绍良部亦由从化、花县军田向西追击进入广西。于是战场移入桂境，广东平安无事了。　　　　派员调查两次兵燹损失　　　　一连经过两次粤桂大战，地方糜烂，人民损失不少，陈铭枢至为关心，乃于年底派出六队人员前往兵灾地区如三水、花县赤白坭等地调查人民因兵燹而受之损失。然后设法赈济，办理善后事宜。我带领一队，负责调查城北至花县一带。　　　　大战之后，地方还未十分安靖，每调查队除职员3人外，并派有保安队21人共同前往。当时人民屡受军队之骚扰，拉伕掳掠，无所不为，故人民之避兵尤甚于避贼，见我队来，无不走避，沿途无法接近人民。更有可笑者，至花县境界时，适有乡民迎亲，鼓乐悠扬。远望见我们，即将花轿放下，仓卒走避入林中。新妇坐在轿中惊惶大哭。我即着士兵往林中将轿夫和鼓手队召回，说明我们是政府派来调查人民遭受兵灾损失，以图补救，不会来骚扰老百姓的。他们半信半疑，见我们离开，始嬉笑抬上花轿，吹吹打打而去。　　　　我们欲进入各乡村调查，不料各乡木闸紧闭。我们向坐在闸内的保长打招呼说明来意。保长打拱作揖说：“多谢委员！我们乡内并无损失。”坚持不肯开闸，大有“见鬼神而远之”之意。他们极端不信任政府会为他们做点好事。总之，希望政府不要派人前来打扰倒可以安安静静度日了。村村如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　　　　及至花县城，商店零零落落，萧条得不像个市场。夜宿县署中，一灯如豆，寒风飒飒，鸡犬无声，简直象一座死城。县长告诉我，花县兵灾以两龙圩为最惨，粤桂军在这里鏖战四昼夜，毁屋无算云。　　　　翌晨我们即赴两龙圩，果然见些断墙颓壁，枪痕炮迹犹存。可是商场比县城好得多，人民往来买卖，尚为畅旺。圩中有间蒸酒店，规模颇大。我进去访问。主人原来是一位乡绅，邀我们进入隔壁坐谈。这里有连串几间铺屋，布置颇为整齐。主人揖我上烟炕上坐，并嘱人安排士兵住宿及休息处。主人详细告诉我谓本圩虽是战场，因作战关系拆毁了一些房屋，除一些牲畜外，其他损失不大。因张、桂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从前奸淫掳掠之济军和刘杨滇军绝不相同。后来又告诉我，谓两龙墟原有自卫短枪4支，最近为防军缴去等语。我旋向防军交涉，将自卫枪发还。主人大喜，随写信多封，遣人派送各乡说明我们调查的目的。然后派两个本地人作向导，这样才得顺利地进入各乡调查。不过各乡都是由保长指挥，随意带我们看看，某房屋被破坏，修理需款若干元，失去猪一头值若干元，鸡两只值若干元。似是随意报告，敷衍塞责。揣测他们意思，似乎不信政府有任何补偿或救济。统计本队调查区域内的损失，约2.8万元。其他各队调查情况约略相同。据全部调查，损失约30多万元。　　　　颁发兵燹损失赔偿金　　　　民国19年（1930）春节过后，省政府召开“兵燹赈济会议”由省委兼赈务会主任伍观淇主持。陈铭枢亦出席听取各人意见。先由各调查队报告调查情况。一致认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不相信政府会体恤人民，为人民做点好事。以为调查兵灾损失，不过装腔作势，虚报政绩而已，断不会有所补偿。陈听到微笑曰：“我一定要恢复政府的声誉。”于是饬财政厅长范其务拨30万为赈款，分交各队，照所报十足赔偿人民。　　　　当时使用的是白银“双毫”，每100元装为一小席袋，每40袋装为一木箱——即每箱4000元。我队领到7箱多。仍沿花县一路，照报告损失数分发。人民喜出望外，高呼“陈主席万岁！”不少居民咒骂保长，说：“我们村乡、我们家里都有损失，为什么你不请委员进来调查，谎说多谢委员，我们村里无损失呢？”　　　　发展生产计划及其成果　　　　陈铭枢对于广东省的建设及发展生产至为关怀，就职伊始，即召集有关单位，并聘请专家、学者开“建设讨论会”，拟订出九项建设及发展生产计划：　　　　一、完成广州市及全省公路网；　　　　二、举办工商事业；　　　　三、加强各县市各项设施；　　　　四、开办农田水利，推广植林；　　　　五、建设商港码头；　　　　六、敷设全省长途电话；　　　　七、疏浚河流建筑堤坝；　　　　八、扩充航空事业；　　　　九、开垦荒地荒山。　　　　以上只就物质生产方面而言。至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项，尚未列入本计划内。　　　　实业建设，发展生产，首先要有财源。为了整顿广东财政，开辟财源，乃由建设讨论会编写《广东财政要览》一书。陈为之题写封面，并撰有序言。　　　　是书举凡国税、省税、公债库券以及收支预算，均条分缕析，为编纂广东财政史之先河。后来林云陔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财政厅长区芳浦所编的《广东省财政纪实》亦以此书为蓝本。　　　　完成上述建设项目所需甚钜。但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东征北伐以至底定中原一切军糈政费，莫不由广东供给，已至罗掘俱穷。陈也曾指出：“猥以一隅，弥纶大局，诛求供应，不可爬梳，迩更波摇，公私交困。”在这种财政困难下，惟有分年筹集冀抵完成。预计在民18年（1929）筹400万元，民19年（1930）筹500万元，以作开端。预计全部计划要到民国33年（1944）底才能完成。　　　　为了建立工业，乃于民18年底设立“广东工业试验所”为筹设工厂作参谋设计之用。　　　　关于马路公路方面，确定广州市马路为61条，共长241.7公里。小市街、四牌楼开辟马路，于民18年9月间开始施工。广州河南龙溪冼涌等马路亦于民19年9、10月间次第施工。南石（河南凤安桥至南石头）路、西华路民20年初施工。全省公路网亦在规划中，提前完成了广花公路。　　　　关于农林方面，民18年初在石牌乡附近设置石牌林场，面积约3000亩。　　　　关于电话方面，广州市自动电话于民18年8月设置完成开始使用，同时省佛长途电话修筑好，恢复通话。同月与中国电器公司签订合约，装设广州香港长途电话。各市镇安装长途电话在详细规划中。　　　　关于航空事业方面，为了扩大航空事业，以原来大沙头飞机场狭隘不敷用，乃改择瘦狗岭侧旷地建筑新机场，于民18年初动工，由航空处拨款40万元为建筑费。　　　　关于广州市历史上大建筑方面，为了纪念孙总理，择定在观音山麓建筑“中山纪念堂”，于民18年1月15日举行奠基典礼。而沟通广州南北之“海珠桥”亦于同年底开始建筑。　　　　此外，陈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不惜巨资接办了上海神州国光社。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及大剧场。并在广州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内建筑播音台，于民18年5月间完成开始播音。又饬建设厅拨款4.5万元在农林试验场内设立“观象台”以观测天气。民19年6、7月间完成，开始使用。　　　　古语说“三年有成”，陈任职只两年多就为广东省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故居

　　陈铭枢故居位于广西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故居原为歇山顶、夯土墙的平房,共有14间,分前后两排,中间设天井,长34.3米,宽12.1米,是陈铭枢的祖屋,也是其出生地和少年时代的居宅。陈铭枢投笔从戎任师长后,于民国十五年(1927年)春因事返乡,目观乡民贫塞悍陈铭枢故居朴,文风不开,深感民智不启也,亟待教育之发展,于是捐巨资创建璋嘉小学〔当时叫做广东省合浦县(合浦当时属广东省管辖)第七区立第三小学校〕。璋嘉小学在1928年建成后,陈铭枢回到故乡主持开学仪式,并因家中原有房舍均已破败住在小学校内。有感于在村中无家可居的状况,陈铭枢回到广州后(此时陈铭枢已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便寄回钱款,嘱咐村中父老在他家原来的宅基地上按当时西洋传来的流行式样建起一座楼房。此楼房建于1929年,属中西结合式建筑构造,为一栋两层半楼房,占地面积约185平方米,陈铭枢此后回乡多次在此生活居住过。1958年因修建合浦水库,当时将该村列入水库的水淹区内,故将故居的大部分拆毁。1984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国内外不少同胞慕名前来陈铭枢故居参观,表达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崇敬和怀念,寄托爱国主义情怀。但由于故居荒废,已成芭蕉园,观者无不感叹。1999年,为便于纪念和弘扬这位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璋嘉村和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发起修复陈铭枢故居的倡议,并在北海市客家海外联谊会和合浦曲樟乡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历经六年的艰苦努力,于2004年底全部修复。　　现经修复的陈铭枢故居,是一座充满西洋味而又古香古色的一幢二层的小楼,其地处村边,高倨在一个山坡之上,门前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跑马道,楼旁就是著名的客家土围城。整幢楼看来,坚固稳重,从中透出一种刚强的力量,就像陈铭枢诗句所说:“中有贞刚气贯虹”。　　陈铭枢1965年5月在北京病逝。在他逝世前的那个春天,他还写了一首?莫恨?诗:“莫恨西山落,行空不受框。波涛翻没照,倏又耀东方。壮志真堪托,耻歌孟德章。”时空跨越,历史变异,而陈铭枢依然备受后人景仰,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照东方,其故居已成为一处人文旅游景点和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