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像 元稹(779-831年)，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小说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拔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 元稹8岁丧父，少经贫贱。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次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后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员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为尚书左丞，五年，逝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其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
生平简介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 元稹，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八岁丧父，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贞元九年（793年）擢较进士科简易的明经科第，次年开始作诗。 贞元十五年，仕于河中府。十九年（803年），娶世家女韦丛，“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元和五年，与宦官争宿驿舍正厅，被击伤，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旧唐书·元稹本传》中却记载：“稹既放志娱乐，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 元稹早期与宦官斗争，后期竟依附宦官，在江陵结交监军崔潭峻，此一时期诗作多写身边琐事，缺乏内容。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元和六年，裴洎去世，元稹为了谋求仕进，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为时论所鄙。 元和十四年（819年）穆宗即位之初大赦。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参与诏书的草拟。 长庆元年（821年）十月，裴度上表抨击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阻挠讨伐幽州军事，稹出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822年），和裴度同拜同平章事，一度成为宰相，二月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后与李逢吉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 大和三年（829年），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太和五年病逝于镇。赠尚书右仆射。
思想概况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贬谪时期，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旷达无为只是身处逆境之时的一时之计，不如白居易遭遇打击后，日益信奉老子“知足不辱”，而“穷者独善其身”。一旦处境稍好，元稹的儒家思想又占据上风，兼济天下之志又重新昂扬。政治生涯风云变化，起落无常，直至暴卒流放之途。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代大诗人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 文学革新思想突出元稹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凸现着“创新”二字，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唐朝通过盛唐时期的一度辉煌，也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来者要超越这个高峰，或者企及这个高峰，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华是妄想的。同时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优秀传统而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进入中唐时期，有这样两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客观而论，元稹的才华和创新思维超越了白居易。他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重视诗歌的“骨格”、“兴寄”，主张诗人对待现实既要“美”，也要“刺”，态度鲜明；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唐人尚未公认李白、杜甫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第一个把李、杜并称，他和韩愈堪称推尊李、杜之“双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求变新，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提倡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相辅相成。元稹从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它、提倡它，其真知灼见不亚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肯定题材的多样化，他的题材论与他的其他理论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美的文学理论体系。正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诗歌流派——“元和体”，才使他的诗歌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还凸现着强大的生命力。
代表作品
代表作有《菊花》、《离思五首》（其四）、《遣悲怀三首》、《兔丝》、《和裴校书鹭鸶飞》、《夜池》、《感逝（浙东）》、《晚春》、《靖安穷居》、《送致用》、《宿石矶》、《夜坐》、《雪天》、《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织妇词》、《夜别筵》、《山枇杷》、《所思二首》、《斑竹（得之湘流）》、《竹部（石首县界）》、《白衣裳二首》、《鱼中素》、《酬许五康佐（次用本韵）》、《一至七言诗》等，其中《菊花》、《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其四）这一首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微之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全唐诗中卷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二十三）。
文学成就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元稹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遣悲怀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传闻轶事
元稹在成都时与乐妓薛涛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二人偶然邂逅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元稹回到长安后曾寄诗给薛涛。有专家指出元稹“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 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评价苛刻，“微之所以弃双文（即崔莺莺）而娶成之（韦丛），及乐天（白居易）、公垂（李绅）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综其一生形迹，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唐·白居易》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让元稹把歌妓商玲玲珑携往越州。
·勤奋治学
元稹生于乱世，丧父后，家境更是清贫。母亲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寄靠亲戚而住。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9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德宗贞元八年（792）冬，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翌年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遗，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31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翌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他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病亡，由于难遣伤痛，让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元稹：一生都在忏悔的诗人
元稹是古代诗人中，有着比较完美人生的诗人。他出身贫寒，却能功成名就，一时官至宰相，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和白居易并称为元白，并驾齐驱，还写下了有名的传奇作品《莺莺传》，成为后代西厢文学的鼻祖；在爱情生活上，既有永世难忘的初恋，也有融和美满的夫妻生活，更有红颜知己的追随。所以，元稹作为男人，或者诗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都应该无悔了。 但是，在其身后，元稹却多被贬毁，而原因多在于他写的《莺莺传》，被后人考证为纪实性小说。自宋朝王性之开始，不断有人根据元稹生平及其诗作，指出张生就是元稹自己；到了现代，陈寅恪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真实身份就是元稹的表妹。至此，《莺莺传》便成为元稹自己感情生活的忏悔录无疑。而后人也就根据他的忏悔，来数落他道德及人格上的缺陷，正如鲁迅所言，遂堕恶趣。 于是，人们便把张生对于崔莺莺的始乱终弃，看成是元稹的罪状。有人甚至认为，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陈寅恪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尚可原谅；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总之，元稹在道德上几乎是千夫所指，体无完肤了。然而，我觉得《莺莺传》毕竟是传奇作品，虽然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合其中，但也不能把它与作者的生活等同观之，对号入座，这是一种卑劣的艺术观。而那些卫道士们，对于唐朝诗人普遍存在的狎妓浪情现象，视而未见，反而，对勇于忏悔自己的元稹，却挥起大棒，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显然，这对于元稹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在后人看来，元稹的第一罪状，就是象《莺莺传》里的张生一样，对自己的表妹始乱终弃。当时元稹和表妹双文，也就是莺莺的原型，在普救寺相遇。一个风流倜傥，一个花容月貌，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因此，自然而然产生了爱情，从相互爱慕到如胶似漆，在西厢秘居中。但好景不长，元稹要赴京参考，两人只好惜惜相别。 而等到元稹考中，为了仕途顺利，必须利用婚姻来攀附豪门，便娶了京兆尹的女儿韦丛为妻。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可见，元稹弃初恋表妹而娶韦丛，并没有超出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 何况元稹把这份情作为一生的怀念，并不断在心里痛悼忏悔，我想对于他的初恋情人双文，也该是莫大的慰藉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当旧日相恋的情景重现时，元稹都会触景伤情，充满难掩的失落感。十年后，元稹在《嘉陵驿》中写道：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41岁时，两鬓斑白的诗人以无穷的怀思、无限的怅惘，写了有名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以世俗眼光看，元稹不可原谅的还有，妻子死后，又续弦纳妾。元稹婚后不久，韦丛的父亲过世，元稹依旧当着小官。他们过的生活是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而韦丛却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十分贤惠，可是，韦丛二十七岁时便病死了。元稹因此写了许多悼念韦丛的诗作，留存至今的就有三十多首，而且成了旷古悼亡之绝唱。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每每想起妻子，元稹觉得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心中对亡妻充满忏悔和歉疚，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首《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直到现在，已经成为情侣追念过去、无法忘怀的经典表白。而这也成了后人对元稹反感的缘故，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无法忘记过去，却又在妻子离世两年之后续弦纳妾，违反了自己的诺言。 其实，我认为，这是最没有道理的指责。虽然元稹自己也提出人品即诗品，但是诗歌毕竟不是生活本身，难道说白头偕老、生死相随，就一定要以死来殉情么？有人甚至拿诗人王维来做比较，其妻死后终生未娶，说明元稹的薄幸，而他那深切的悼亡，也是假惺惺的行为，续弦纳妾就是对亡妻不忠诚。他们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还不够，还要让亡妻的男人不再娶妻，这显然是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其三，有人认为，元稹是古代制造绯闻最多的诗人，因为他与唐朝四大女诗人中的两位有来往，并被视为绯闻来源。薛涛、刘采春、鱼玄机和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元稹和薛涛过往最密，但他们年纪相差十多岁，也没有更多的旁证，足以表明二人间有不同寻常的爱恋关系存在。从元稹的诗歌中，也看不出这样的迹象，更多的是对对方才情的赞扬。所谓的绯闻，纯粹是好事者捕风捉影之举。 如果说，元稹把比自己大的薛涛，引为红颜知己，还有点可信，因为从薛涛的诗中，确实有倾慕于元稹的，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绯闻主角。至于说元稹与刘采春之间有什么绯闻，那更是无稽之谈。据史载，元稹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时，刘彩春随丈夫周季崇等从淮甸来过越州，深受元稹的赏识，仅此而已，怎么就成为绯闻了呢？ 元稹无论当时或后世，与白居易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以诗为友，却被说成是制造绯闻；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当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其中缘由是什么呢？我想，就在于元稹的率真坦白，在于他对自己一生的忏悔。如果不是这样，他也可以象白居易那样伪善，即使道德上污迹斑斑，既狎妓浪情，又买卖幼女，却可以保留其千古风范。而元稹就因为公开了自己的恋爱史，坦然表露自己的思想，反而被钉上道德的耻辱柱，换得千古骂名，显然是不公道的。（王绍叶）
为元稹翻案
千年以来，包括名家在内的诸多对元稹的评论者，都众口一辞否定元稹的人品，贬低元稹的诗歌。而否定元稹的许多评价人云亦云，环环相扣，常常难以撼动。吴伟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氛围里力排众议，举证阐述，据理力争，开始了他艰难的为元稹翻案的苦旅。 他研究元稹的新著《元稹考论》、《元稹评传》是两部值得学术界 认真关注的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诸如否定“元稹勾结宦官”，否定“元稹反对永贞革新”，否定“张生就是元稹自寓”，否定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揭示元稹在穆宗朝得以升职祠部郎中知制诰臣、翰林承旨学士以及被拜为宰相的真正原因，揭示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穆宗朝销兵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唐穆宗的关系，揭示元稹与裴度的关系，揭示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等近二十论点，都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种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勇气，极为可贵也极为难得。诚如他自己所言：“千年以来，元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真伪莫辨，许多所谓的‘结论’，大多出自权威名家，而又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难分而难解。这好比要制伏‘景阳岗’‘拦路虎’的时候，‘牛头岭’‘羊家沟’‘马面山’……的‘老虎’会自动跑来支援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自己就根本不可能在诸多‘老虎’的包围中打‘虎’而归。” 虽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不与功利之心相联系，但如果热衷功利，急于求成，则往往铸成大错，留下遗憾。这种教训，学术研究中屡见不鲜，元稹研究也不例外。元稹研究这个课题耗费吴伟斌28年时间，他自然明白：为元稹翻案要获得成功，仅仅淡泊名利显然是不够的，毫无根据地创立新说也是不可取的。学术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不仅需要不依附他人的坚定立场，更不可有跟在前人或者名人后面人云亦云的庸俗态度。对此，傅璇琮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值得我们细细体味：“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论学著作《文史通义》中曾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所谓‘独断之学’，即有独创之见。章学诚明确提出，既要有不依附他人的独断之学，又要有专心沉潜的考索之功，这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两条途径。吴伟斌同志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有些我是读过的，通阅全书，确对章学诚所言更感亲切。前所提及的吴伟斌同志之学术勇气，当然因有其治学见识，同时也就由于他长期从事专心考索之功。”傅先生之说，可谓高见远识，令人钦佩。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吴伟斌的元稹研究要推翻旧说，另立新论，与同行、名家发生论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某位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元稹年谱》里诗文编年错误占到元稹存世诗文百分之四十五，吴伟斌没有理有据地指出其失误；但同时他又诚恳地认为自己拜读《元稹年谱》之后“深受启发，得益匪浅”，承认这位先生是自己的“前辈”。吴伟斌这种认真追求真理的“傻劲”，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想起章学诚老先生在《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里的另一段教诲：“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章老先生之言，我们也应该身体力行。（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