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画像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中国唐代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山西太原，卒于武宗会昌六年。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司马。长庆年间（821年-824年）任杭州刺史，宝历二年（825年），调任苏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因不缘附党人，乃移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最后卒于洛阳的香山。白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诗，作品平易近人，老妪能解，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晚年放意诗酒，号“醉吟先生”。初与元稹相酬咏，号为“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有《长庆集》诗二十卷，《后集》诗十七卷，《别集补遗》二卷。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生平简介
白居易像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元和初，对制策，入等，调盩厔尉、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拜赞善大夫。以言事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复乞外，历杭、苏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与同年元稹酬咏，号元白。与刘禹锡酬咏，号刘白。《长庆集》诗二十卷，《后集》诗十七卷，《别集补遗》二卷。今编诗三十九卷。 大历七年（７７２）生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他生活在官宦擅权、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中唐时期；家庭政治地位属中下层。因西河兵乱，十一二岁则避乱江南，漂泊于苏、杭、越中一带。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以祈振兴家道。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带著美好旳幻想来到了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崭露头角，得到老前辈顾況的赏识。他在长安得了一些日子，逐渐感到周围的冷漠与污浊。他知道长安不可能有自己的进身之阶，最后便失望地离去。 二十九岁那年，白居易考取了进士。元和元年（８０６）四月，宪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举人。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苦诋时政，忤犯宦官，结果因宦官反对不得居上第，考策官、复策官亦遭贬斥。白居易愤然上书，主持公道。他因直言敢谏，为执政者所忌。 元和十年，藩镇李师道、不承宗遣人到长安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恥，为执政者所恶，以莫须有的罪名贬江州司马。自此沦落天涯，悲愤悒郁。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白居易迁忠州刺史，政治上有了转机。他吸取过去的教训，采取明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从此心向佛、道。长庆元年（８２１），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又转上柱国，可谓官运亨通。为避免卷进政治斗爭漩涡，他请求外迁，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理六井、筑堤蓄水，以利灌溉。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唐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他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任满离苏时，父老泣别，相送十里。大和元年（８２７），改任秘书监，又回到了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部侍郎。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了，他深感年老力乏、宦途多险，便決意引退。春天，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长别帝京。在东都洛阳，他过书”中隐”的生活。既可保富贵，又能远祸全身。会昌六年（８４６）逝于洛阳。相传他去世之后，在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都到他墓前逦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旧唐书》传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二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馀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学颉按：应为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以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蹋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以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馀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押柩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怒，朝廷何由得知?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錡，錡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未数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疏入不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娟，为魏征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征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能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联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封。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讷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仿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寝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苤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绳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为我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宴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辅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一之话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硖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喧然模写。 其年冬(按：应为十五年夏)，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郎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大和巳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首舷，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阙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按：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 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岁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荀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曰《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效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仳《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瘐，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白居易的诗歌
诗歌现存近3040首，七十卷，留有一著作为《白氏长庆集》。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但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代表作《新乐府》50首，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 如《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但《新乐府》诗也存在着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和美化李，杨的执著爱情。这是长恨的正文。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进，勇于将白话并入诗中，将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甚至连乡下的老婆婆都能懂(即俗谚老妪能解)，因此在当时已经流播很广，甚至远及“日本、暹罗（泰国）诸国”。 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的政绩
唐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干枯无水，便主持重修六井，以利农田灌溉。又见西湖旧堤倒塌，往往造成农田干旱，因此修建一道从西湖断桥到孤山的长堤，在堤的两岸栽种杨柳，既修水利又美化西湖；后人称这条长堤为白堤。 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传闻轶事
唐时官员流连妓院风气兴盛，清人赵翼题《白香山集后》尝有描绘其时之诗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相见当时疏朝纲，尚无官吏宿娼条。”《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小蛮者，能歌善舞。”白居易作诗赞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世小说家多有描述其私生活，真实与否，或未可知。如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尝蓄妓，“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又遣回钱塘。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元、白二人交情好，有时相易其妓。1997年，舒芜在《读书》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伟大诗人的不伟大的一面》，指责白居易狎妓而不尊重女性。宝历中赴苏州刺史任上，白居易诗《对酒吟》中已经可以看到家妓的描写：“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讴吟任所须。”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写尽了妓院的风情万种。 而据石继航所著之《长安月下红袖香：盛世浮华中的女子背影》一书所述，舒芜之文有描绘白居易成为老淫魔之嫌，其书亦指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但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由此可知，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另，值得一提，宋《广韵》曰：“妓，女乐也。”，足见其时之妓非专指卖春者，亦包括以表演、娱宾为业的艺妓、歌妓等，即女艺人，实情如何，今人难以定断。 又，白居易行于孤山寺，在堤上走呀走，吟出《钱塘湖春行》，并将诗吟给堤旁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觉得此诗极好，但是帮白居易改了一个字。白居易竟然大喜，便依了老婆婆，还连声谢过。
·苦读口生疮
白居易小时候学习就很用功。后来，为了考进士，他学习就更刻苦了。他整天读书、练字，写诗作文，以至读口舌生疮，握笔的手都磨出了老茧。皇天不负苦心人，二十九岁那年，他以排名第四的优異成绩考中了进士。两年后，他又通过了“拔萃科”（比进士更高一级的考试）考试。这样，白居易凭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为官的道路。 《被冷落的白牡丹》白居易为官正直，勇于进谏。有一年，有个叫王承宗的节度使，对抗中央命令。宪宗皇帝打算让宦官吐突承璀领兵去讨伐。朝中大臣们深知让宦官带兵打仗会误事的，纷纷上书加以阻拦。白居易见情況紧急，就当著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指责宪宗的错误做法，并且言辞很激烈。宪宗对他十分恼火，退朝后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居然对我如此无礼，真让我难以忍受。”李绛是个正派官吏，对宪宗劝慰了一番，宪宗才沒有处分他。 由于白居易能夠伸张正义，敢于抗爭，得罪了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所以他们总是寻机在皇帝面前讲白居易的坏话。宪宗也不喜欢白居易当眾与自己爭执，就让他做了皇太子的侍从官。按朝廷规定，这个职务是不能过问朝政的。白居易的一腔政治热情竟遭到如此冷遇，心中十分苦闷，他曾把自己比作无人欣赏的白牡丹。 《苏州十万，尽作婴儿啼》白居易先后在杭州、苏州当过剌史。在这个地方，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看到当地百姓饮水不便，就亲自察看地形，组织民工兴修水利工程。不仅解決了居民的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有了灌溉之利。另外，他还对境內的孤寡老人特别关心，尽力帮他们排忧解难。因此当他任职期满，离去时，百姓们纷纷为他送行。他在苏州任职期间，简化政事，減轻百姓的赋稅和劳役，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人们对他做的好事十分感激。当他离任时，为他送行的人站满了运河两岸。许多人痛哭流悌，追著白居易坐的船送了十几里。大诗人刘禹锡在描述那情景时说：“苏州十万戶，尽作婴儿啼。”这生动地说明了苏州人民对白居易的衷心爱戴。
评价
白居易的思想，自始至终指道著他的艺术创作。他把自己的诗分成“讽论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今按內容可分为讽谕诗、敘事诗、抒情诗、写景诗四类。 讽谕诗。这类的诗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白居易对这类诗十分重视，创作态度也非常认真。”非求宮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自序）他写这些诗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 敘事诗。这类诗为数不多，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乐府诗》中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篇也属这一类。白居易的敘事诗所表现的思想，仍是”兼济”。 抒情诗。这类诗为为数很多，分见于前后两个时期：有些抒发对离散弟兄的思念之情，有些写对朋友的深挚情谊，有些赞美刚直不阿的情操，有些表现作者对人生、时局的感慨。 写景诗。这类诗纯粹写景的很少，大多在写景的同时，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或表现对大自然的赞美，或寄托天涯沦落之恨，或表现对某地的眷恋之情。他的写景诗笔触细腻，设色鲜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如：写西湖春景的（《钱塘湖春行》）、写江楼晚景的（《江楼夕望招客》）、写暮江秋色的（《暮江吟》）。 白居易无疑是个天才的诗人，他继承了《诗经》、《杜诗》的优良传统，虛心向陶渊明、陈子昂等前辈诗人学习，又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资料，再加以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下面谈谈白诗比较突出竹旳艺术特色有：第一、语言平白易晓。相传他”每作一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释惠洪《冷斋夜话》）白诗虽浅而经过千锤百炼。言浅而辞美，言浅而意深。第二、运用强烈的对比突出主题。白居易的讽谕诗，善于描述两种对立的情況或人物，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矛盾，抨击黑暗。如在《轻肥》中，作者描述达官显宦的豪华酒宴之后，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结，深刻地揭示了主题。第三、描写生动形象。在白诗里面，有许多生物形象的描写，显示作者卓绝的艺术才华。白诗沒有赤裸裸的说教，作者的思想感情都通过形象去表现。 在白诗的所有描写当中，对琵琶声的描写最为著名：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描写音乐的所有文字当中，这是最出色的一段。白诗不仅广泛流传于国內，还流播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国家民族之中。流传至日本，据说当时的嵯峨天皇曾抄写吟诵，藏诸秘府。在我国古代诗人当中，生前就享有这样高的声誉的，只有白居易一个。 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等光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中唐以至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他与元稹的一些次韻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别的一些诗篇，诗人称为“元和体”。它们不仅为时人爭相仿效，还影响到晚唐以至宋代的许多诗人。 【主要作品】 白牡丹 买花 暮江吟 长恨歌 琵琶行 观游鱼 鸟 赋得古原草送别 问刘十九 宫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