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

李秀成（1823年～1864年），广西藤县人，原名李以文，后被洪秀全赐名秀成。太平天国重要将领，曾被封忠王。

人物简介

李秀成常服　　李秀成（1823年～1864年），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被封忠王。在天京事变后，李秀成与陈玉成逐渐成为太平军的主要统帅，李秀成曾主持第二次击破清军设立在天京附近的江南大营。天京失陷后，李秀成带领幼天王突围，失散后被清军捕获，在狱中写有长篇供词，记述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甚详，但流露出偷生乞怜情绪，不久被杀害。

个人经历

　　李秀成是客家人。父李世高，弟李明成，子李容发。自幼家境贫寒，曾随舅父读过三年私塾，所用教材乃当时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演义》。十岁后便要工作帮补家计，到了廿六至廿七岁间，才听过洪秀全传教的事，李秀成也信了教。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路过李秀成家乡时，李秀成一家烧了自己的房屋，加入太平军。1853年，李秀成被升为军帅，同年改任监军，其后屡次升职，1858年天王洪秀全再设五军主将，李秀成被封为后军主将，1859年洪秀全封他为忠王。　　1860年，李秀成在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于苏州建忠王府，遗址现为旅游景点。同年下半年，在援救安庆的军事行动中，李秀成率军西进，次年上半年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在知道其它地方的太平军吃败仗后，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这次退兵可以说是一个重大错误，错失了与陈玉成联攻安庆解围的良机。后来李秀成被清军囚禁时，曾国藩的幕僚曾就退兵一事问李秀成，并说李如果进攻武昌，安庆之围便可解除了，李初时答兵力不足，最后说希望攻占杭州以巩固后方。1861年底，李秀成攻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悬梁自尽，太平军陆续攻占浙江大部份地区。　　1862年李秀成率军攻上海，在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下，太平军虽然有些进展，兵至现今上海思南路一带，久攻之下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时清军开始包围天京，李在下半年时奉命调集大军回救天京，猛攻四十多天仍未能击退清军，被迫撤退。因为李用兵上海自华中抽调过多兵力，导致陈玉成在庐州缺兵陷入重围到不支遇害，殊为可叹李亦被人谴责。赖文光、洪仁玕对李攻上海即颇不以为然。　　1863年上半年，天王洪秀全命李秀成率军渡过长江攻安徽，企图以进攻清军后方迫使包围天京的清军撤退，由于军中粮食不足，加上天京外围据点接连失守，李秀成被逼退回江南，太平军在该次出征损失惨重，“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投降逃逸被俘太平军亦超过10万以上，导致返回南京城防部队严重不足仅3万残兵，故湘军仅予7万兵力围攻天京。苏州失守后，天京形势更为危急，年底时李秀成建议洪秀全放弃天京，转向内陆发展，被拒绝。自此时起至天京失守止，李秀成留守天京。　　1864年初，湘军完全包围天京，7月攻陷天京，李秀成带领幼天王突围，危急时李将座骑骏马让给洪天，自己却改乘弱劣马导致跑不远被捕，忠义为后人赞叹；失散后走到一座山上，因财物露眼而被人发现，最后被人捉拿送到曾国荃的清军那里。曾国荃动用割其臂股肉的残酷刑罚。后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李秀成写下了“供词”，即《李秀成自述》，流露出偷生乞怜情绪。1864年8月7日他被曾国藩杀害于南京江宁，时年42岁。

著名事件

·天京变乱

　　1856年9月的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在“朝无佐政之将”的情况下，洪秀全重建新的领导核心。1857年10月，李李秀成像秀成被升为副掌率，提兵符令，进入了领导核心。但这时的洪秀全，“不肯信外臣”而“专信同姓”。李秀成极力劝告洪秀全，要“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李秀成的犯颜直谏，惹恼了洪秀全，将李秀成一度罢官，经过李秀成和在朝文武的据理力争，才又恢复了李秀成的职务。1858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同年，清军进逼天京，洪秀全任命李秀成主持天京解围的战斗。8 月，他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除京围的作战方案。会后，陈玉成东进破庐州、克滁州。李秀成在滁州东南乌衣与陈玉成合兵击败清军主力德兴阿、胜保部。紧接着奔袭浦口，摧毁江北大营，敌都统德兴阿部被歼一万多人。　　正当陈玉成和李秀成乘胜扫荡苏北战场时，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安徽发动大规模进攻。李秀成配合陈玉成取得三河大捷，歼敌李续宾部六千人，沉重打击了湘军的气焰，稳住了长江上游的局势。

·李秀成乞降

　　乞降时的心态　　李秀成乞降的历史之谜引起了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点，围绕李秀成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李秀成是效法三国时姜维用计假降，另一派则认为李的表现是“乞活求生”的叛徒行径。　　天国后期，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之。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李秀成不时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杭，李秀成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十万两，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依旧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因此，身陷囹圄之后，李秀成痛定思痛，难免就会在供词中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难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的一种流露。“伪降”说惟一直接的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著名学者陈寅恪当年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那么，他不愿示人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不过，至少在残存的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反过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平天国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李秀成画像　　对天国前景的绝望是李秀成乞降的重要原因　　在亲笔供词中，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被俘当晚与赵烈文进行的长谈中，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解释为“天意”，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在再三批评天王 “一味靠天”、“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感到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他当然不会怕死，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后来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后者进行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暝目无憾。”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忠王听后低头不语。　　曾国藩利用李秀成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　　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老谋深算的他对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战，并随即萌生了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来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垂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 “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

他人评述

　　毛泽东主席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李鸿章：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梁启超：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Hosea·Ballou·Morse：他是忠王——忠贞的王——太平事业的主心骨，他专程从无锡远道赶来研究苏州的局势并激励军兵防御的士气。我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他体格健壮，显然身经百战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严，身穿便服，仅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别无其他饰物。　　戈登：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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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遗物李秀成宝剑重归祖国　　这个太平天国著名领袖的遗物，被劫流失海外九十七年，经英国友人柯文南辗转寻获送交我国政府。　　太平天国著名领袖之一忠王李秀成用过的一把宝剑，过去长期流失在海外，现在已由英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柯文南先生寻得并送交我国政府，即将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　　柯文南是英国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他在送回宝剑的同时还附来一篇用中文写的文章，叙述他寻找这把宝剑的经过。文章中说，1960年，他在一本英文历史书中发现，曾经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戈登（当时的所谓“常胜军”的头子）1864年在江苏溧阳获得过李秀成的宝剑。第二年，他又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戈登手写的备忘录中发现过同样的记载，据戈登的备忘录说，这把宝剑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赐给李秀成的。以后，李秀成从苏州撤退到南京以前，将这把剑交给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1864年，李世贤在溧阳出城作战时，他的副将据城叛变，拒绝他入城。这把宝剑便为这个叛变的副将在掠夺侍王宫殿时所获得，以后又落入戈登手中。李秀成宝剑　　在戈登的备忘录上，还发现了戈登的兄弟在1886年写的一句话：“此剑系赠予剑桥公爵者”。这个线索促使柯文南决心要去寻找这把宝剑。据柯文南在文章中说，剑桥公爵在1885年到1895年任英国陆军总司令，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堂兄弟。这以后，柯文南又发现在剑桥公爵的儿子的遗嘱中也谈到过这件事。经过辗转访求，柯文南终于在1961年3月找到了这把宝剑，证实了它是李秀成的遗物，并出钱购买了这把宝剑，将它送回中国。　　柯文南在他的文章中说：“李秀成的宝剑整整丢了九十七年，我能够发现这样重要的太平天国文物，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遗物，这是使我非常高兴的。”　　这把宝剑连鞘长八十四厘米，剑身（不连柄）长六十二厘米，鞘长六十三点五厘米。鞘是用楠楠制的，上面包着镀金的银鞘箍。剑身上刻有“李秀成”三个小字，剑把执手内侧还刻有“张玉书造”四个小字，剑柄处还刻有“张造”两个小字。剑柄和剑鞘上部精工雕刻着以龙凤为主的花纹，有单独的龙和风，也有“二龙戏珠”。“双凤朝阳”，此外，还配有“鹤鹿同春”、“鹊雀登梅”、“瓜瓞（die〕绵绵”等象征吉祥的图案。　　据专家考证，这把剑制作的形制不见于明清时代刀剑的典制，但和太平天国的其他文物上的图案相对照，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因此可以断定它是太平天国时代的遗物，并且是符合忠王李秀成这样身份的人物使用的。又据太平天国史料记载，侍王李世贤在张渚镇（溧阳东南）战败，溧阳守将吴人杰叛变，拒李入城，李世贤后退湖州。这个记载和戈登在备忘录中的叙述也是大体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