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

皮日休像　皮日休（约834 —约883，一说生于大和八年（834）至开成四年（839）之间，卒于天复二年（902）以后），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字逸少 ，后改字袭美，自号鹿门子，闲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等，襄阳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出身贫苦，早年住鹿门山。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次年游苏州，刺史崔璞召为军事判官。后入朝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又出为毗陵副使。后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称帝，任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黄巢兵败退出长安，皮日休约卒于是年。死因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或说后至浙江依钱□（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　　皮日休和陆龟蒙为诗友，交往甚密，互相唱和，世称“皮陆”。皮日休多愤世忧时之作。现存皮日休诗文，均作于他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前，表现了对当时封建统治的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鹿门隐书》）皮日休的文章，如《忧赋》、《河桥赋》、《霍山赋》、《桃花赋》、《九讽》、《十原》、《鹿门隐书》等，均为有所为而作。他的诗，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语言平易近人，以《正乐府》10首为代表，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他同情人民、抨击暴政的态度；另一种，走韩愈逞奇斗险之路，以在苏州时与陆龟蒙唱和描写吴中山水之作为代表。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　　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　

简介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性傲诞，隐居鹿门，自号间气布衣。咸通八年，登进士第。崔璞守苏，辟军事判官。入朝，授太常博士。黄巢陷长安，伪署学士，使为谶文，疑其讥己，遂及祸。集二十八卷，今编诗九卷。

·《唐才子传》记载的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也。隐居鹿门山，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言已天地之间气也。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咸通八年礼部侍郎郑愚下及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时值末年，虎狼放纵，百姓手足无措，上下所行，皆大乱之道，遂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切谬政。有云：“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惮也。”又曰：“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等，皆有所指云尔。日休性冲泊无营，临难不惧。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跼踧欲死，未能劫。令作讠韯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衷恨必讥己，遂杀之。临刑神色自若，无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乡里，与陆龟蒙交拟金兰，日相赠和。自集所为文十卷，名《文薮》，及诗集一卷，《滑台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并传。夫次韵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见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乐天集中，稍稍开端。以意相和之法渐废间作。逮日体、龟蒙，则飙流顿盛，犹空谷有声，随响即答。韩偓、吴融以后，守之愈笃，汗漫而无禁也。于是天下翕然，顺下风而趋，至数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敛之不盈握，散之弥八纮，遣意于时间，寄兴于物表，或上下出入，纵横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无拘缚惉懘之忌也。今则限以韵声，莫违次第，得佳韵则杳不相干，岨峿难入；有当事则韵不能强，进退双违。必至窘束长才，牵接非类，求无瑕片玉，千不遇焉，诗家之大弊也。更以言巧称工，夸多斗丽，足见其少雍容之度。然前修有恨其迷途既远，无法以救之矣。

·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曾隐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咸通八年进士及第，曾官太常博士、毗陵副使等，后为黄巢起义军俘获，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皮日休的重要诗文著作多写于前期。他论诗主美刺，受白居易影响很深。皮日休今存诗四百余首。（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编第九章第二节）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自号“鹿门子”。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有《皮子文薮》。在晚唐，他可算是最积极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吁者。不仅写过《请〈孟子〉为学科书》，提议以《孟子》为科举考试中的必读书，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还颇有以“道统”承担者自居的意识。其文学思想以此为出发点，所以颇多迂腐偏狭之论。但有些作品批判现实还是有力的。 　 　　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和白居易一样，皮日休也试图使诗成为谏书奏章，并且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等诗，期望王者从中“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序》）。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于偏重政治议论，较缺乏艺术趣味。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韩愈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合于理想的“古”与黑暗的现实相对照，文字简洁凝炼，把内心的愤怒与感慨充分地表现出来。另外如《相解》，通过相工以“类禽兽”为富贵之相的现象，引申出对人世种种不平的感慨，隐含了对富贵者很尖刻的讥刺。全文层层推进、转折，句式与节奏也随之变化，造成一定的气势。（来源：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六章第四节）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皮日休（８３４？～８８３？），字逸少，后改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咸通八年（８６７）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使。乾符末年，卷入黄巢起义军中。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他胆识过人，声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八章第四节）

皮日休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

　　　　　有关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的探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大艸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较早一篇对皮日休生平和革命倾向进行评述的文章，此后，陆续出现了较有深度的论文，如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缪钺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的《皮日休生平事迹考（并与缪钺先生及萧涤非先生商榷）》。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皮日休死因和思想评价的讨论。　　（一）家庭出身问题对于皮日休的家庭出身，人们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农民。如萧涤非在其《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认为，“皮日休出身是个道地的’寒门‘，够得上说是个’农家子‘。”明确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还有孙次舟等。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　　 和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皮日休“出身贫寒”、“家事务农”，他本人也参加过农业劳动。第二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普通的地主家庭。缪钺在其《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一文中认为，皮日休“出身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并非高门世族”，后来他在反驳孙次舟《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农民军的问题》时又明确指出，皮日休《皮子世录》中所谓“不拘冠冕”，“是说没有做过官，并不一定就是农民”；所谓“或农竟陵”，是指皮家另一支，从《送从弟归复州诗》来看，这一支皮家子弟也是过的“优游”的地主生活。郭预衡在1965年所写的评论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中也认为皮日休是地主出身，他指出，据“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这类诗句来判断皮日休参加过劳动是误解。《皮子世录》中的所谓“农”与“隐”，实际上也都是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郭文还引述了《三羞诗》其三的小序说明“作者明明过的是地主生活”，《文学史》硬说皮日休参加过劳动，“这就很难说不是有意把皮日休描叙成劳动者，从而抬高他的地位。”　　　　（二）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对于皮日休是否参加了黄巢起义，正史和许多笔记都是肯定的，但北宋尹师鲁和南宋陆游持否定态度。近现代学者基本上否定尹、陆的说法，如萧涤非在《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指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的事，最早见于刘昫《旧唐书》，成书时间相当早，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都有记载，是可以肯定的。陆游所以一再为皮日休辩护，是因为他把皮日休从黄巢看成“隳节”，这种立场就决定他的态度不客观。尹师鲁所作墓志铭，是一种“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的文章，象“从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绝不能写进去。　　　　然而，对于皮日休究竟是如何参加黄巢起义的，现当代的学者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并非自动参加黄巢起义，而是被劫从军。萧涤非、缪钺均取此说。萧涤非认为，“皮日休并不是自动投效黄巢的，《唐诗纪事》卷六十四说日休’遭乱归吴中（苏州），黄巢寇浙江，劫以从军‘。《郡斋读书志》卷四也说日休’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陷巢贼中‘。地点虽不同，但都说是被劫，这大概是可信的。”缪钺在《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中说，“皮日休由于阶级的局限，并未自动参加到黄巢起义军中，但是当他为黄巢军队所得之后，由于他平日思想中原有进步成分，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又由于黄巢一贯的争取读书人的政策，于是他即不至于象周朴那样顽固拒绝，而愿意参加起义军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巢是自觉参加黄巢起义军的。孙次舟在《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根据贯休的诗与自注，参以《资治通鉴》，考明黄巢起义军在浙东浙西与官军作战的情况，推测当时皮日休是以苏州军事判官从军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黄巢军队的。　　　　缪钺反驳了孙次舟的意见，他认为，孙次舟所考的材料并未提及皮日休，皮日休从军南下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了黄巢军的说法，是从旁推测。即使承认这推测是正确的，如果官军士兵强迫军官起义，皮日休仍是被劫从军。　　　　（三）皮日休的下落。对皮日休的下落，从宋代开始就有争议。但学界的争论多是以笔记杂著的传闻为依据的，主要有三种说法：（1）为黄巢所害，（2）被唐王朝诛杀，（3）投奔吴越，去依靠钱镠。　　　　自宋代以来，持第一种说法的人最多，影响也最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也取此说。　　　　萧涤非、郑庆笃等人持第二种观点。萧涤非认为，皮日休既然作了黄巢的翰林学士，就构成了他“杀无赦”的条件，并引述公元883年5月黄巢退出长安不久，僖宗下诏杀崔璆以及对起义有关人员斩尽杀绝，虽妇女不饶的例子，说明皮日休被诛杀是合理的。郑庆笃《论皮日休》也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可信，合乎情理，而且推论皮日休死在大中三年，即公元883年。后来，袁宏轩的《皮日休死因探考》和刘扬忠的《皮日休简论》亦持此说。　　　　李菊田在《皮日休生平事迹考》中持第三种观点，他根据《五代史补》卷一“杨行密钱塘侵掠”条，说在天复二年，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是黄巢已死十九年，可知黄巢没有杀皮日休。李菊田认为尹师鲁所写墓志中说皮日休徙籍会稽，在钱氏政权下做官，可能是真实的。据此，缪钺在1958年发表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基本同意缪钺的看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缪钺的论点可信。他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黄巢兵败后投奔吴越，但并不象尹师鲁所说“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而是又离开了钱镠，流寓于安徽宿州，过着一种淡泊清闲的生活，最后死葬在宿州。　　　　（四）皮日休的思想。大艸于1950年9月发表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第一篇极力挖掘皮日休“由哀而怨，由怨而革命”的革命思想的文章。此后，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和著作》也探讨了皮日休的思想，但他的分析较为辩证，他认为“日休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极感不满，但一方面中国古贤圣的’道统‘把他的思想支配着，不敢像王仙芝黄巢辈之投身于实际的反抗行动，而只能作出一种’济世救民‘的呼声”。缪钺的《皮日休的实际思想及其作品》也认为，“皮日休虽然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但是，“由于历史时代与阶级性的局限，他仍然是抱着封建社会士大夫传统的想法，想得君行道，改善政治”，而且，他还对当时一些人“一定要把皮日休说得很前进，使他成为完人”的先存主观的想法的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　　　　到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文章热衷于探讨皮日休的对待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态度，如许荣生、祁永寿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进步思想及其代表作〈橡媪叹〉》、沈开生的《皮日休同情农民和农民起义吗？》、赵熙文的《略论皮日休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等，但是观点和角度均无大超越。倒是郑庆笃的《论皮日休》中的有关论述较为深入和辩证，他认为皮日休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儒家思想体系。他引述《文薮》中的诗文，说明皮日休对儒家经典和儒家代表人物推崇备至，指出：“在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唐朝末季，皮日休如此大声疾呼’罢斥百家，独尊儒术‘，重新振兴儒家道统权威，发挥其治世济民的功能，以维系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皮日休的思想不仅是被动地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俨然以儒学的继承者捍卫者为己任的。”但是，他更多地接受了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具有进步因素的“民本”思想。郑庆笃在谈到鲁迅对《皮子文薮》的评价时说：“鲁迅先生评价《皮子文薮》时，指出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主要是针对晚唐时期华靡衰落的文风，对此而言的。就一部《文薮》而言，其中也充满了孔孟之道的儒家说教。”　　

·诗文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皮日休的诗文创作多是在文学史、诗歌史中提及，比较简略。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在对皮日休诗文进行分析时花费的笔墨稍多一些。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皮日休的诗文时就注重其举进士之前所写的那些富有思想性的诗歌和散文，说他的诗歌受白居易的影响最大，《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夕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皮日休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在散文方面，皮日休最推崇韩愈，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许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诗更为强烈的战斗性。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皮日休诗文考察的范围稍广一些。他们认为，皮日休大部分的诗歌是和陆龟蒙唱和之作，“这些唱和诗自然只是玩弄技巧、掉书袋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爱在诗歌中发议论、说道理，而缺乏生动鲜明的形象；又好用典故和生硬词句；这种以文入诗的风格，和韩愈颇有类似之处。他的较好的作品是《正乐府十篇》……确是反映了唐末统治阶级的横暴和对于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诗风也朴质刚健。”　　　　相对说来，一些专题论文对皮日休的诗文成就的分析和评价要稍稍细致一些。其中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对皮日休诗文艺术的探讨尤为用力。该文在开篇就指出，皮日休的“五言古诗魄力雄健，近体诗亦清逸典雅，与陆龟蒙唱和，竟多至六百余首，一篇相投，动辄千数百言，其诗才之富赡挺拔，可以想见。”在评价皮日休的文学史地位时，他又指出，日休的那些描写民病的作品“就是咸通间的诗史”，“日休对于散文，一方面主张复古运动，所以连作赋都要散文化”，“但他一方面又崇拜屈原那种个人主义的富于浪漫情调的骚体，而仿作《九讽》、《悼贾》、《反招魂》等篇”，“日休的仿作，写得太浅白露骨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自然是日休的作品中最恶劣的一部分”。“他对于诗歌，一方面沿袭写实主义社会诗派，但一方面又染上浓厚的技巧主义的色彩，此外，又带些田园派和奇僻派的气息。日休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混合体，这里面包含着矛盾，也包含着新生的种子，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它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　　　　其他如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等文大都侧重于分析皮日休反映现实的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皮日休诗文创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但较有新意的成果依然不多。　　　　就皮日休文学思想的研究而言，主要有黄保真的《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申宝昆的《剥远非　　 补近失劝乎功戒乎政――皮日休文学思想管窥》等。其中黄保真文认为，在晚唐文坛理论成就最高的是皮日休，他虽然曾参加过农民起义，但他的文学思想仍属于传统儒家的范畴。文章在论述了皮日休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居，坚持正统的文道观，和在诗歌理论上继承新乐府运动的进步传统这两点后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中，强调政教作用者，往往忽视对艺术规律的研究，皮日休则不然。他在《霍山赋序》等文中，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艺术思维的情状、过程。而《松陵集序》之论艺术风格，则进而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其立论通达，见解深刻，在晚唐除司空图、张彦远之外，没人能超过他了。　　　　诗歌研究方面，有人把皮日休放到唐宋诗歌转关中进行考察，分析得较细。如申宝昆的《论皮日休在唐宋诗转变中的作用》在发挥袁枚《小仓山文集·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有关观点的基础上，具体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喜咏琐事微物、不写爱情”等方面，论述皮诗特色，认为“皮日休在继承杜、韩传统，启窦宋诗特色方面，对完成诗体革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单书安的《〈正乐府〉仿〈系乐府〉浅说》则从诗歌体制、内容、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具体而微地分析了皮日休的《正乐府》与元结的《系乐府》之间的承继和发展关系，也较有深度。　　　　就皮日休散文的研究而言，则有刘国盈的《皮日休和古文运动》和李金坤的《试论皮日休散文的艺术特色》等文。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萧涤非校点的《皮子文薮》和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万曼的《唐集叙录》较详细地介绍了《文薮》和《皮从事唱酬诗》在历代的版刻和流传情况。

皮日休晚年与西山文化

　　霍山，群峰捧岳，秀启人文。有史以来，赞美霍山的骚人墨客数不胜数。如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晚年隐居霍山，年过七十，登南岳山写下了著名的《南岳山赋》（注：《南岳山赋》来源于霍山光绪31年县志），《中华大辞典》等书亦称《霍山赋》。皮日休把南岳描述得淋漓尽致，含蓄无穷。特别对西山文化的启蒙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笔者根据《南岳山赋》，利用三年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对皮日休的晚年进行考证。古迹虽毁，文化犹存，脱古文明之胎，孕华夏现代文明之脉。对提高霍山知名度，为霍山的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皮日休（公元834—约公元907），襄阳鹿门山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多病，字逸少，后改号袭美，体形矮小瘦弱，相貌丑陋，性格孤傲。功名未就之时，隐居鹿门山（注：鹿门山在襄阳东南方，皮日休隐居的遗址还在。明代还建有三高祠：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醉民。在隐居六年中著《鹿门皮氏家钞》九十卷，撰《隐书》六十篇。鹿门山是个隐士荟萃的地方，早在东汉时期的庞德公，唐开元时期的孟浩然都曾隐居过此地，故明代修三高祠以纪念这三位高人。明、清留下来的三块纪事碑都记载有皮日休，他生活饮用的水井及写水井的一首诗还在，足见他过着贪泉代酒的凄凉生活。他非常崇拜白居易，《襄阳人物志》记载：“咸通四年〈863〉年春，离襄出游，”他首先到洛阳石窟，看“堂开洛水，社结香山”的白居易遗址。根据罗宗强、陈洪等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记载：皮日休“咸通六年（865），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落第退归于寿州（今安徽寿县），编定了自己的诗文集《皮子文薮》，又次年（咸通八年），他再度应试，以榜末及第。”《襄阳人物志》记载：“次年（咸通九年）游苏州，为刺史崔璞军事判官，常与陆龟蒙唱和，并称皮陆，曾入朝为著作郎，太常博士，出为毗陵（今江苏常州）副使”。他在任职期间，非常怜悯百姓，例如交皇粮“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他为民请命，从此官民同斗、同秤。《中国古代文学史》记述皮日休：“大约在乾符五年（878）左右，他参加了黄巢农民起义军，”为黄巢幕僚。起义军经过南征北战，进入长安，《中国通史》记载：黄巢农民起义军“于公元881年元月16日（广明元年12月13日）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授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为起义军起草文告、赦书等。”由于黄巢内部分裂，《中国通史》又记载：“李克用率四万骑兵攻入长安，起义军十五万迎战，遭到大败，只好撤出长安，转移到淮河中游地区，攻打陈州（淮阳），打了三百天也没有攻下来，而且损失惨重，黄巢只得下令撤围。”《中国通史》记载：黄巢起义军于公元884年6月17日，在山东狼虎谷被李克用军队包围，黄巢力竭自杀，皮日休下落不明。《中国通史》评论：“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转战了十二个省区，建立了大齐政权。并且第一次提出‘冲天’、‘均平’思想，把我国农民革命斗争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冲天”、“均平”的政治主张，皮日休是主要的倡导者。他能在封建王朝的唐代，倡导如此政治主张，是了不起的。　　史学界对皮日休战败后的考证，《襄阳人物志》云：“其后，去向不明。旧史说他为黄巢所杀<883>，一说是唐王朝所害，也有说是流落江浙病死，迄无定论。”根据《南岳山赋》的内容及有关史料和历史痕迹，皮日休没有被杀害。黄巢战败时，皮日休刚好天命之年，为了避免缧绁穷途，游览州县山川六年，于公元890年（昭宗大顺元年）到大别山区霍山的，时年五十六岁。他在《南岳山赋》的序中开头就写道：“臣日休以文为命士，所至州县山川，未尝不求其风谣以颂其文。幸上发輶轩，使得采以闻。六年至寿之骈邑曰：霍山，山，故岳也，邑赘于址。”有人对皮日休《南岳山赋》中的“六年至寿之骈邑曰：霍山”的六年，一说是咸通六年，一说是乾符六年，是皮日休到霍山写《南岳山赋》的时间。《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写得很清楚：“咸通六年（865），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又云：“大约在乾符五年（878）左右，他参加了黄巢农民起义军。”由此可见这两个六年为皮来霍时间与史实不符，若再往前推，更与史实不符。邑，县的别名；赘，根据现代教育学家王力等人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释：赘是“连结”、“会聚”、“以接衣食”的意思：于，在；址，地址或山脚的山为之址。这写得很清楚，幸皇上大德为怀，不究往事，还要发车给他，到处可以采风，以颂其文。但他未尝不求其风谣以颂其文。他要到寿州的一个边陲山区县霍山“邑赘于址”，隐居不仕。有人认为皮日休未第之前到霍山的，未第之前绝对不能称“臣”的，由此可推，皮日休是战败后到霍山隐居的。经考证皮日休在战败前，没有机遇到霍山写《南岳山赋》。自黄巢战败后，皮日休的家眷“徙籍会嵇”，至今山东和韩国还有其后裔。　　在清代以前，霍山下设：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城西至中界岭及燕子河区域属西乡，全是山区，人们又称西山。其实西山的名字，起源很早，自三苗部落战败后，蛮人部落也随之解体，称“西山蛮”的习惯一直遗传到现在。西山地处吴头楚尾，是个好地方，讲话的语言及风俗与鄂东接近，故皮日休历尽艰辛，到与方丈结缘的古佛堂庙中隐居。隐居后，在庙中授教，年过七十，“如耄而加疾，将杖而奔者”，疾者快也，为南岳山“狂其文，写其状”，是壮士暮年，雄心不已的体现。《辞海》的条目中记载皮日休，卒年“约公元907年（73岁），”这个卒年还符合史实。由此可以断定：《南岳山赋》是皮日休晚年最后的一篇文章，襄阳史志办公室也是这么认为的。皮日休在霍山境内隐居，是否就在古佛堂大庙中度过的晚年。原庙中有一块宋代熙宁五年（壬子）的《遵遗勒石》纪事碑，有皮日休的记载，可惜在改建中被毁，不然是古佛堂的历史见证。我对此进行了调查。民国四年（1915年），古佛堂绅董为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将古佛堂大庙改建为古佛堂文华小学堂。郑长银老先生是个开明人士，主动捐伍百银元给地方改建小学堂。老先生曾跟长子郑学滔讲过，原纪事碑文的意思是：“黄贼南窜，阴雨连绵，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皮日休于庙内逗留七日，与方丈甚密。巢败，日休隐居绛帐……葬古佛堂畈龟形地。”古佛堂畈龟形地是古佛堂庙中和尚的墓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中开了大寨田，现在又变成古佛堂小学的操场，当地的老年人都记忆犹新：“龟形背上的一棺就是《皮子坟》。”在开田时，皮子墓中还出土有两个陶罐，杜伦成（村民）收藏，今已捐献，经专家鉴定是唐代陶器，现在正在筹备恢复皮子坟。      　　皮日休在《南岳山赋》的序言中写道“至之三日，离邑一舍，望乎岳，将颂之文也”。一舍，古称三十里为之一舍，从古佛堂到霍山城关150华里，他走了三天，离城三十里就看到了南岳山，望其灵秀，才思奔涌，已欲为之赋。从其周围山脉情势及川原旷野局面审视，城西三十里就能看到南岳山，这是理由之一。其二，黄巢起义军攻打陈州失败后，部分起义军到过古佛堂，因淮河中游与霍山连境，霍山又是淮河中游的正南方，不然庙碑不会记载：“黄贼南窜”、“皮日休于庙内逗留七日，与方丈甚密” 的（约884年春）。其三，庙碑对皮日休的记载，纪事碑虽然被毁，但小学堂建成后，为了纪念皮日休为西山文化作出的贡献，启迪后人，在学堂的大门头上边由国民党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亲自书写的“西山毓秀”四个大字，文革期间才涂掉。再则，1974年古佛堂初中扩建时，从古庙基清基出土的一枚刀币（年代太久，一摸即碎）、汉砖来看，古佛堂很早就开发了。校园至今还有棵八米多围的宋代古银杏树，傲立在皖西的边陲，鉴于上述事实，皮日休是在古佛堂度过晚年的。　　皮日休少时家寒，青年不得志，对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在文学创作方面，如《橡媪叹》一诗中云：“……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对贫穷百姓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皮日休是继杜甫、白居易之后的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其著作有《皮子文薮》十卷、《胥台集》七卷、《别集》七卷、《鹿门家钞》九十卷、《松陵唱和集》十卷、《吊江都赋》一卷（注：引自清同治13年《襄阳县志》第六卷第28页）。他的晚年作品，《霍山县志》上只保留《南岳山赋》一篇及社会上流传的一副《关公联》，在霍山的其余之作，踏破铁鞋无觅处。他在西山授教中，把荆楚文化和徽文化巧妙的融为一体，循循善诱，栽培桃李满西山，使西山在唐末时期就成为文化之乡。他为人师表的崇高风范，一直受到西山人民的崇拜。他的作品广为传颂而不衰。特别西山学子对其作品酷爱至深，视同诸子之经典。在他的影响下，文学创作方面，特具一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西山地方文化。其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讲究格律，侧重抒情，贴近生活，与时俱进。”如《双山九老会赋》：“视富贵如浮云，厌听说暮岁登科之梁灏；遭日寇滔天之乱，剩此余生。较子牙钓渭之年，也还不老；任悠游岁月舒长，阅多少英雄淘汰。”由此可见，西山文化的底蕴很深，是徽楚文化融合的结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西山文化，自皮日休之后，孕育到元、明时，已进入鼎盛时期，如：明代黄养元《我将去之》一文，在社会上影响很深，一直流传后世。在清代有：张鹿鸣、黄湖、曹永宏、汪大策、兰蔚青、丁炽衡、黄本赤、何国褆 、黄从岳、宋子炯、李清照（男，漫水河人）、黄从浑等学者飞黄腾达，闻名于世。清代后期岁进士倪显道，为民撰文抨击天主教堂的洋神甫侵犯民权的霸恶行为。从此地方与洋神甫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导致暴发了震惊全国的《张镇金教案》。为发展西山教育事业，1908年，黄栗杪创办高等小学堂，由县魁星局董事何乐吾任首任堂长；孙玉斋任教育长，任教的教师有孙雨航、张朝冠等人，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徐育三、夏泉源、苏大勋等优秀人才。为弘扬西山文化，李晴峰邀请张丹铭、汪国华、杜起熙、何仿之、孙亢宗、黄鹤龄、万尔康、肖赤宗等九位学者创办双山九老茶亭、吟诗结社，洛水流长。1916年由前辛亥革命淮上军中将参谋长、县教育会长黄艮甫等为首，在上土市筹建玉玺楼，把小学堂晋升为狮山中学，有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孙纯五，李辑五、王树滋、何必斋、胡天人、郑普焰等任教，满园桃李芬芳。引导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组织了《西镇暴动》，主要人物有：伍叔和、王胜楷、张有荫、丁楷、刘时佑、卫衍邠等。同时还在狮山中学创办了《醒狮》革命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及革命道理，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张远升、何云骝、曾庆皋、饶从峰、纪鸿任、孙栋、黄白丁、刘际全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界精英。解放后，狮山中学改为上土市中学，更是英才辈出，有的走向世界，有的为国家铸造辉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上土市老年学校创办了《衡西艺苑》刊物，为弘扬西山文化和老区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讴歌。总之皮日休在古佛堂隐居授教，潜心治学，为西山文化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南岳山赋》非常新颖，回味无穷，使南岳山更显得：“其秀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云”、“丹霞满天”。西山文化作品，一直激励着后代人奋发向上，成为大别山下秀才乡。为传承和发展西山文化，还成立了《西山文化艺术学会》，西山不愧为是名人故里，文化厚地。但西山学者，一直把皮日休称为西山文化先师。　　　　皮日休是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朴质刚健，揭露了唐末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反映了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小品文如《鹿门隐书》、《读司马法》、《原谤》，具有比较强烈的战斗性。多采取托古讽今的手法，对统治阶级进行有力的抨击。鲁迅先生称之为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注：引自《襄阳人物志》第28至29页）。皮日休的作品影响极为深远。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历有考证和研究，如：孙光宪《北梦遗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证的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封建王朝时期，起义军失败了，就称为“寇”、“贼”等，宋代庆历年间，名士皮子良字公弼，是皮日休四世孙，为了避嫌，可能在江浙葬有皮日休衣冠塚。写了个《墓志铭》：“吴越时，中原隔绝，乃有妄人造谤，谓袭美堕节巢贼。宋景文喜取小说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正史已记载，在那宋代的封建王朝，为官必须避嫌。根据《墓志铭》进行分析，江浙可能葬有皮日休衣冠塚。《宿州志》记载：皮日休“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上述历史学家对皮日休的考证和研究，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见到《南岳山赋》，故对皮日休的晚年及所终难以求证的。皮日休写《南岳山赋》时，已年过七十，“将杖而奔者”，一天只能走四十里路。不可能流寓宿州。要考证皮日休的晚年，必须以《南岳山赋》为主线进行探讨。我为了考证皮日休的晚年，两赴襄阳，得到了襄阳政协及史志办的大力支持，还赠与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对皮日休的生平才真正有所了解。皮日休在战败后的六年浪迹中到过宿州，并没有在宿州度过晚年。英山县民国九年县志534面记载皮日休，“于乾符年间，由江右迁英”，经多次考证，所载皮日休迁英年间，是乾宁年间，不是乾符年间。因皮日休在乾符年间，没有时间到大别山这个方向来。若是乾宁年间由霍山到英山，不是由江右迁英，也没有在英山居住，是游览观光而已。但又可证实皮日休晚年，的确是在英霍边陲的古佛堂庙中隐居的。历史有痕迹，民间有传说。他在《南岳山赋》中也写得很清楚：“乃是我号而归于衡，故祝融迁都，命余守霍”。由此可见，《南岳山赋》，是他晚年为霍山留下的最珍贵的经典。因为“霍山之灵哉”，是皮日休“抑有所达而托之”的晚年故乡。（来源：霍山新闻网作者：张佑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