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雄心 中国空间站是怎样逆袭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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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人类智慧和勇气的最高结晶，载人航天工程皇冠上的明珠。

它悬浮在太空中，象征着大国无远不届的浩瀚疆域，传递着一个民族并吞天地的超然信心，代表着一个文明冉冉升起的全球威慑。

冷战时期，它是两强平分天下的标志。

冷战结束，它是美国独揽霸权的象征。

如今，中国空间站来了。

它比对手预想的整整提前了二十年，运用着远比国际空间站更先进的技术，迫使对手推翻一系列部署重上赛场。

从望尘莫及，到后来居上，中国空间站是怎样逆袭崛起的？以空间站为核心的中国载人航天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中国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段史诗般的奋斗征程。

1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一样可以”

说这句话的，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点之低、起步差距之大、发展过程之曲折，我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1966年5月，钱老在中央专委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651工程会议上，初步向周总理提出发展载人航天的构想，并在会议上原则通过。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起点。

1966年，我国的GDP是767.2亿美元，美国是8150亿美元，10.6倍差距。

人均GDP差距更悬殊，39.5倍。

这一年，我们的中央财政支出是339.1亿元，而美国联邦政府光拨给太空总署这一家单位的预算，就足足有59.3亿美元，约合当时人民币146亿元。

也就是说，单单一个NASA可以动用的财力，几乎等于半个我们的中央！

整个60年代合计下来，NASA的总预算，相当于我们同期中央财政总支出的37.0%！

我们相当于是用几十分之一的国力，和几百分之一的预算，加入这场难度最大的比赛的。

说中国载人航天起步是小米加步枪，可能还是高估了，说起步主要是靠一股志气和骨气可能更准确。

除了资金，还有差距更大的科研基础。

1966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还只是钱老脑海里的一张蓝图，而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秘密引进的纳粹天才科学家冯·布劳恩团队，已经完成了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多次试验，离登月只差一步。

而苏联，甚至已经完成了月球9号和13号两次探测器在月面的软着陆。

如果把载人航天当做一场万米长跑的话，我们相当于在美国和苏联穿着最好的跑鞋跑完四千米的时候，才穿着草鞋开始出发。

更何况，当时还有核弹、导弹、卫星三场比赛同时在开打。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拮据到什么程度？

我查了一下数据，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财政支出中的农业和社会福利两项，竟然是在下降的，说明当时整个国家确实已经紧绷到极点，只能压缩这两大项的经费。

过去我们常听到“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这句话绝对不是文艺的说法，而是事实。

但是紧绷也得上，因为苏美两国空间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给我们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国防压力。

聂帅有句名言：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高精尖领域一旦弃守，今后追赶难度只会越来越大，到时世世代代的腰杆都很难挺直起来。

为了我们今天能挺起胸膛，老一辈决定豁出去了：

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一起搞！

这不是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导弹、卫星和载人航天基本原理 ，本来就是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融合了中国人远见和才干的精打细算，日后将发展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项目开发模式。

实践证明，只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这样的中国模式是务实可行的：

1960年11月，我国第一颗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3月，钱老提出著名的“八年四弹”规划，即在1965-1972年八年时间内，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以及远程洲际导弹。

1966年6月，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第一枚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的核导弹东风二号甲发射成功。

1966年12月，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三号发射成功。

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1月8日，在综合考量载人航天对美苏两国各个领域的全面带动作用后，钱老正式向中央提交启动载人航天工程的方案。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8月初，双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再次冲突。

苏联何曾受过这样的恶气，随即凭借强大的洲际核导弹技术，和外太空拍摄的数以万计的高清照片，扬言将动用核弹对我国多个重要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开展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受到苏联的核讹诈。

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一度严峻到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要疏散到全国各地的程度。

面对压力，老一辈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咬牙加快了追赶步伐：

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发射成功。

东风四号的射程可以覆盖苏联远东，直击美国关岛。

从此之后，中国再没受到核讹诈。

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同年12月，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下水。

这些大国重器孕育于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堪称成就斐然。

就在这一年的7月1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方案，工程代号714。

在中国，能用代号命名的，都是战略级别的重大项目。

比如原子弹的研制就是596工程，核潜艇是09工程，卫星是651工程等等。

第一艘载人飞船的名字定名为曙光一号，它代表了中国人开发太空、造福人民的雄心壮志和殷切期许。

如果按部就班地推进，714工程是有希望的，因为当时两弹一星和中远程导弹都已经成功了，载人飞船的基础条件比苏美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一号和水星号成熟。

问题是，我们制定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目标：

1973年底，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升空！

制定这个时间表的考量是：

苏联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到1961年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用了四年，美国也是用了四年。为了体现中国的制度优势，上级要求像原子弹研发一样比苏美用时更少，因此最终决定：三年载人上天！

显然，这是一个特殊年代政治挂帅的典型产物，完全脱离了科学规律和国家基础。

很快，全国80个单位、400多位专家就被突击集中到北京，空军也开始从歼击机飞行员中秘密筛选航天员，最终从1800人里挑了20位精英。

早期载人航天工程的新闻报道

时间紧、任务重的714工程就这样仓促上马了。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912.4亿美元，苏联是4555.8亿美元，美国则成为人类首个GDP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GDP高达10385亿美元。

显然，以当时中国还很薄弱的综合国力，在三年内完成载人航天这样一项超级工程是不现实的。

加上正值特殊混乱时期，载人航天所需的经费预算、人才队伍、技术储备、工业基础、组织网络无不捉襟见肘，因此714工程进展特别坎坷。

以运载火箭为例，其原型是七机部一分院正在研制的远程导弹，改型后为了呼应上海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风暴”夺权行动，因此命名为风暴一号。

原本三年的科研计划，上级要求当年必须出初样。

为了赶上时间节点，风暴一号从设计、生产准备、试制，到第一台发动机试车，仅用了4个月时间；随后从大型试验，到总装出厂，仅用了11个月。

紧赶慢赶之下，火箭终于出来了。

结果，由于没有吃透关键技术、严把质量关，风暴一号1973-1974年两次试验，发射全部失败！

风暴一号于1981年退役，自此运载火箭全部采用长征系列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工程的其他系统也是状况频出，根本无力统筹管理。

最终，鉴于工程耗费人财物力十分巨大，距离成功又遥遥无期，继续投入下去恐怕会拖累全局，中央在得到毛主席“先搞好地球上的事再说”的表态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于1975年3月宣布工程下马。

714工程，就此成为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失败战略项目之一。

此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漫长的沉寂期，宝贵的技术团队也不得不裁撤调转。除相关医学领域外，航天部门所有单位都停止了载人飞船的研究。

这一停，就要停到1986年。

这十一年间，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美苏接二连三地进军载人航天新高度。

1971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个空间站礼炮一号。

1973年，美国发射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

1975年，苏美两国联盟19号和阿波罗18号成功对接，实现太空握手。

1981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

1986年2月20日，苏联发射第三代空间站和平号核心舱。

在强大国力加持下，苏美载人航天技术一日千里，中国航天人只能把未酬的壮志埋在心底。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空有补天术，苦无报国门。

但是，和自怨自艾的古代士子不同，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新中国的航天人没有垂头丧气。

他们在转岗之前完好封存了所有资料，把载人航天第一次冲锋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一并留给后来人，然后转身毅然奔赴下一个战场。

就像整个国家一样，当一条路走不通了，就奋力寻找新的方向。

这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次短暂的冲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一、载人航天工程，需要远比两弹一星更强大的国力！

二、重大工程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

多年以后，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取得成功，714工程的老人们接受采访时，纷纷为当年的奋斗岁月流泪，这泪水里，有不甘，更有欣慰。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第一次沉浮。

2

863计划：第二次进军

岁月穿梭，历史的车轮来到改革开放时期。

随着国民经济、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我们再次想起当年未完成的心愿。

1985年7月，由当时的航天部召集的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

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为什么要专门开这样一个研究空间站的会议呢？

这得从一年前的一份邀请说起。

八十年代初期，冷战的阴影仍笼罩着全世界，苏联在出兵阿富汗之后，又在欧洲边境举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西方-81演习”，苏军五十多万陆海空精锐部队，携各型高精尖武器倾巢而出，特别是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展示，极大震撼了北约国家。

为了应对苏联的战略核威慑，同时诱使其进入太空军备竞赛的无底洞，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想拉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在高中低轨道、远中近距离形成多重导弹防御体系，最大程度保障美国的安全。

计划中的太空部分，美国准备建造自由号空间站来牵头，负责高轨道预警、统筹、指挥。

这就是后来国际空间站的前身。

作为和苏联关系紧张的最大邻国，中国无疑是遏制苏联的最佳前线，但中国不可能给美国架设反导系统的，怎么办？

美国人决定先用空间站来谈。

当时我们迫切希望发展火箭技术，来发射各种经济发展急需的应用卫星，所以航天议题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而美国的想法则是，中国加入空间站就相当于上了战车，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双方开始接洽。

1984年，美国向中国发出加入自由号计划的邀请。

过去有些人说，当时美国是真的好心邀请中国一起前进的，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是很天真的想法，美国当时是一边和大陆谈合作，一边向台湾卖军火，台湾省现在还在用的F-5E战斗机，就是美国那两年卖的。美国人靠分裂和战争起家，以中制苏的手段就和以台制陆一样明显，这点都看不出来分分钟是要栽大跟头的。

我们当然知道美国打的什么算盘，但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改革开放才是当时最大的中心任务，和美国走近有利于服务这个中心任务，所以我们也就着手这项准备。

于是，就有了上面1985年的这场会。

为了淡化政治军事色彩，避免刺激苏联，航天部特地选择了海滨旅游城市秦皇岛，算是一个历史小细节。

一直希望科技报国的科学家们，迅速抓住了这次历史机会。

秦皇岛会议召开半年之后，新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登场。

1986年3月，王大珩（珩héng，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光学之父）、王淦昌（淦gàn，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杨嘉墀（墀chí，两弹一星元勋、空间自动控制学家、中国自动检测学奠基人）、陈芳允（两弹一星元勋、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卫星测控奠基人）四位功勋元老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报告迅速引起中央重视，直接上到最高决策层。

邓小平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著名的863计划就此诞生！

又是一个战略级别的代号。

目光如炬的四老，在报告中准确把握了现代科技突破的关键点，将“载人航天研究”列入中国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得到了中央的坚定支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大门再次开启！

在这些老科学家看来，这已经是巨大的成果，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杨嘉樨杨老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早上，张劲夫同志（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把我们四个人叫到中南海去商量这个（863计划）问题，当时他就问了我们要多少经费，当时我们几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同志稍微有一点儿经验，他就说了个1000万。张劲夫马上就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四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100亿！是四老最大胆的设想的整整1000倍！

其中40亿专门拨给载人航天工程！

要知道，当年全国中央财政收入总共才2122亿元，整个国防费用也才201亿元，中央几乎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这笔预算。

为的就是尽快接触国际最尖端的科技，反过来再用这个第一生产力带动整个国家发展。

（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中央为此不得不忍痛停掉了一些大项目，这个今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讲）

随后，经过几个月筹备，1987年2月，国防科工委正式组建“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代号863-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次踏上征程！

863-2包括两个专家组，兵分两路，分进合击：

一路负责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就是怎么送上去的问题，代号863-204；

一路负责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就是送什么上去的问题，代号863-205。

1987年4月，204专家组发布招标通知，让大家来解决送上去的问题。

全国一盘棋的组织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

两个月内，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纷纷响应，60多家单位、2000多科技人员提出11种运载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后，5种备选方案进入最终比拼。

航天人摩拳擦掌，都想在这场报效国家的科技竞赛中脱颖而出！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二次出击，最终就卡在这个运载问题上。

运载是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会影响全局呢？

首先，是因为航天工程牵涉面广。

中国作为航天领域的后发国家，走技术引进道路无疑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因此技术问题背后，往往牵涉国际政治问题。

比如当年的东风一号，就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直接仿制P-2而成，少走了很多年弯路。

因此，204采用什么形式，要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

当时国际上分成两个技术流派：

一个是以苏联联盟号（1967年）为代表的载人飞船派；

一个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号（1981年）为代表的航天飞机派；

两者最大区别在于：

载人飞船一次性使用，但成熟便宜；

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但技术复杂、造价高。

那一次，专家组确定的5种备选方案中，有4种建议走美国的航天飞机路线。

唯一主张载人飞船方案的是航空航天部第五研究院508所。

为慎重起见，专家组开始全面考察两种方案的利弊，这一考察就是四年。

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

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极其错综复杂。

从4：1的备选方案来看，可以看出当时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走美国技术路线，根源则在于认为中美蜜月期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而决策层迟迟未定，是预判国内外要出重大事情。

果然，就在专家组还在为路线展开讨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剧变发生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遭遇了第一次改革阵痛，价格闯关失败、抢购风潮、政治风波、改革阻力接踵而来！

雪上加霜的是，在西方阵营遏制政策的绞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像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最后，共产主义最强大的堡垒——苏联竟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苏联一垮，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图穷匕见，马上调转枪口，死死勒紧对中国全面制裁的绳索，想要一举也置中国于死地。

一时间，春风杨柳变成悬崖百丈冰，中国进入内外交困、人心惶惶的被动局面。

形势汹汹，载人航天工程自然要放一放了，更何况美国已经在制裁中关上了自由号的大门。

专家们到这时才明白，为什么一个技术问题决策了好几年：

如果1987年就定下走美国技术路线，这几年的努力无异于付诸东流。

这就是决策层预判的重要性。

当然，美国关上大门对我们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考虑航天飞机，而是全力以赴搞飞船，也就避开了后面美国航天飞机屡出问题而全部退役的弯路。

但是，离开了加入空间站这个目标，中国载人航天还搞不搞？怎么搞？能不能搞得成？

大家心里都没底。

毕竟，当时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条困境求生、长远发展的道路，载人航天显然不是最紧急的事情。

一个细节就是，当204专家组带着飞船和飞机两派意见，去请教已经退二线的钱老时，钱老说：上不上载人航天，现在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可见当时的情况，已经到要做好再次下马的准备了。

到了1990年11月，历经四年曲折终于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提交中央。

最终经过讨论，中央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不能不搞、不能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的基调。

“不能大搞”，和863计划开始时的一下子批40亿的语境已经截然不同。

没办法，国家确实有更重要的工作要照顾。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3902.9亿美元，美国是58031亿美元，差距扩大到14.9倍。

中国中央财政支出的科学事业预算是44.7亿元，美国是66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83.4亿元。

71倍差距。

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二次蛰伏。

黎明前的时光总是最黑暗的。

3

921工程：挺进太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面对猝然而至的历史转折关口，党中央决心带领全国人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到1992年，中国总算在历史激流中站稳了脚跟：

对内在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也实现了外交突围，国家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段扭转乾坤的历史十分精彩，我们以后再开一篇详细讲）

在这力挽狂澜的四年里，形势稍微稳定之后，载人航天再次被提上日程。

即使暂时困难，也要胸怀大志、着眼长远，这就是一个伟大民族成熟的表现。

1991年1月30日，对推动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点讨论航天部提交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

钱老关于“还上不上载人航天”的问题，也写在这份《建议》中，意思是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会后，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向中央提交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系列报告》，在报告中他写到：

“最近几年来，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出也是可行的，实在当前财政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拿出点也得干。妥否请批示。”

动用国库黄金也得干，这就是中国人干大事的精神！

3月1日提交的报告，3月7日就到了李鹏总理桌上，总理圈阅，并批示：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

3月9日，江总书记圈阅，批示已阅，意思是同意按总理的意见执行，先成立专委会，然后形成正式报告，报送中央。

3月15日，李鹏总理召见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及专家组代表，开始着手准备专委会报告。

专家们重点讲解了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唯一的飞船方案，以及所需30亿元投资和6-7年研制周期的初步排布计划。

还没开战，专家们已经对整个战略规划成竹在胸，势在必得。

因为中国人这口气，憋得太久了！

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准备正式报告的阶段，整个航天系统开始了连轴转的一年：

3月中下旬，航天部成立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研究工程的实施方案和研制分工问题，成员包括19位经验丰富的航天专家。

4月初，航天部召开讨论会，研究《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并要求航天一院、五院、八院三个总体单位深入论证，提出各自实施方案，择优选用。

从5月起，航天部先后邀请数批俄罗斯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俄罗斯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随后，航天部决定派遣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

这些年轻人，日后将成长为中国航天的骨干。

6月，专家委员会正式提出《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意见》。

11月，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这估计是中国航天史上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年，航天战线生怕在错过一丝机会，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1992年1月8日，专委会形成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有了结论，就得出方案，到时才能争取在中央立项会上一次通过。

于是，会后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袂，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任新民，副组长王大珩和屠善澄。

就在论证组开始工作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消息：

美国人取消了自由号空间站计划！

1992年5月，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不顾已经签约的其他12个国家，单方面宣布对自由号停止拨款，理由是苏联已经解体，星球大战计划和自由号已经失去了围堵意义。

气得NASA局长特鲁利在众议院狂骂议员们破坏了美国航天的国际合作，严重影响美国的威信。

美国人就是这么现实，没有利用价值的事物马上就丢弃。

无所谓了，我们已决心走自己的路。

1992年8月1日，李鹏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论证组汇报。

这次会议是中央立项会议前最后一次专委会，十分重要，因此每个到会的专委成员都要在会议纪要上签名。

随后，会议纪要报送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议，同时也抄送给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同志，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8月25日，中央专委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正式报告：

《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1992年9月2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专题审议专委这份正式报告。

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由江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央、科学家、部委等负责人全数到会。

会上，常委们一一发言，李鹏总理说：“载人航天，我们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不搞很难再前进一步，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个项目。如果钱不够，2000年奥运会不申办了也要办这个事。”

江总书记最后总结发言：

“发展载人航天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搞这项工程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今天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决策，发展载人航天！”

一锤定音！会议表决通过中央专委报告，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大门，自此完全开启。

这一次打开，就再也不会关上，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以后，再多的风雨都阻挡不了我们了！

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江总书记在会上还对保密工作做了特别要求：

“这个事要静静地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有事可直接向中央报告”。

这是国家战略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于是，载人航天工程就以开会日期为代号，正式立项为921工程，纳入解放军总装备部编制。

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数十万工作人员，开始了秘密远征。

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七年之后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举国沸腾。

这次会议，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确立了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即“争8保9”。

第二步，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驻人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最早提出和论证这个构想的，是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屠善澄。

作为自动控制系统和人造卫星工程双料专家，搞中国人自己的载人航天工程是屠老毕生的梦想。

可惜的是，屠老已于2017年5月6日离开我们，未能亲眼见证中国空间站的最终建成。

老一辈科学家们，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铺下一块块前进的阶梯！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三步走战略可以用两个词形容：

高瞻远瞩，精准高效！

既保持了小步快跑的节奏，又和整个国家发展相得益彰，后来神舟和天宫的一系列成果，果然和这个战略规划惊人吻合！

中国的空间站，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起步却异常蹒跚！

1992-1996年前后，中国航天经历了噩梦般的四年：

1991年12月28日，长征三号发射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时，因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提前关机，发射失败；

1992年12月21日，长征二号E发射澳普图斯B2卫星，火箭起飞后约48秒爆炸，多名科研人员抢险过程中被灼烧致伤；

1995年01月26日，长征二号捆发射亚太二号通信卫星失败；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火箭在飞行22秒以后，坠地爆炸，造成8死57伤的重大事故；

1996年8月18日，长征三号发射中星七号，再次失败。

一次次星箭俱毁，一次次重大伤亡，像一道道闪电刺穿了所有人的心！

到1997年，中国航天签的商业发射合同，已经到了不得不接受对方公司下列条件的地步：

如果长征系列火箭在任何发射中再出问题，无论是不是和本合同有关的型号，合同都自行终止！

在当年的环境下，没有商业合同，中国航天的资金会更加捉襟见肘，很多计划都将延迟甚至取消。

86年大飞机项目最后被区区试验燃油费彻底压垮，就是惨痛的前车之鉴。

这就是说，中国航天已经无路可退，再也失败不起。

中国航天还能不能行？今后怎么办？

无数航天人在黑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次低潮。

痛定思痛，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下，航天战线擦干眼泪，再次上路。

怨天尤人、推诿甩锅，从来不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于是，浩如烟海的资料被重新拿出来，一条一条公式重新验算，一份一份图纸重新审查，一个一个零件重新检测，一道一道工序重新组装。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从1997年开始，中国航天打响了极其漂亮的翻身仗。

97年，六次发射全部成功！

98年，六次发射全部成功！

连续的成功，把笼罩在航天战线头顶的阴霾一扫而空，中国航天终于扬眉吐气了！

这就是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龙抬头”。

于此同时，美国在废弃自由号空间站计划之后重新搞的国际空间站，也开始了建设。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10194.7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是87470亿美元。

差距从八年前的14.9倍，缩小为8.6倍。

中国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为466亿元，美国是75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251.4亿元。

差距从八年前的71倍，缩小为13.4倍。

这个快速追赶里，还隐含了另外一个事实：

中国的科研经费正在以远高于GDP发展的速度提高，八年时间悄悄翻了十多倍。

载人航天这场万米长跑，双方差距还是四千米，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终于换上跑鞋，开始发力了！

时间逐渐来到1999年。

这正是921工程的重要时间节点：

共和国成立50周年！

这一年前三次发射全部成功，但大家的心情却越来越紧张：

1999年11月20日，中国航天将迎来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发射。

这次发射有多重要？

可以这么说，过去两年的所有发射都是在为这次做预演。

因为，它就是三步走战略第一阶段，全国数十万航天人近十年奋战的最终成果：

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

这是全国3000多家单位、数万科研工作者，七年来夙兴夜寐的目标：

一定要在新千年到来之前，为中国拿到载人航天的入场券！

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3.5秒。

神舟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11秒，逃逸塔分离；123秒，四个助推器分离；155秒，一二级分离；197秒，整流罩分离；454秒，二级关机；569秒，二级游机关机；572.5秒，船箭分离。

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成功了！前一年刚刚建成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楼，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

接下来，就是回收阶段。

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地面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

3时20分，搜索直升机目视发现飞船；

3时24分，地面电扫雷达发现飞船；

3时41分，飞船顺利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神舟一号成功了！

1999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人民报道这个重大喜讯，举国一片欢腾！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正式突破载人航天技术，成为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最后，讲两个小故事作为今天这篇的结尾：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禁止与中国进行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的联合科研活动。

随后，NASA迅速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科研人员参加当年11月4日在加州举行的国际天文会议，第二届开普勒科学会议。

公开的科学会议都不让参加，美国已经不顾吃相难看了。

面对这种无理打压，我们的方法是：

用实力来回应！

2011年11月1日，加州国际天文会议开幕前3天，神舟八号升空，与天宫一号成功完成对接试验。

今年四月份，当时的NASA局长博尔登对媒体说：

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他一定会在国会努力阻止《沃尔夫条款》通过。

呵呵，现在才说这话，晚了。

第二个小故事：

从2000年到2020年，美国的科研支出平均每年增长4.3%，同期中国的支出每年增长超过17% 。

2020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24426亿元，历史上首次超越美国。

不允许美国站在实力地位说话，是因为我们也有同等的实力。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跟谁比高下。

因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