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踏衣服上有cba标志(亚运会风波：孙杨为什么不穿安踏?)
文/储江
第18届亚洲运动会即将闭幕，除了苏炳添以9.91秒破记录地获得百米赛跑的惊喜之外，这场亚洲体育的盛宴并没有引起像奥运会、世界杯那样高的社会关注。反倒是奥运冠军孙杨与国家队赞助商安踏的“穿衣”矛盾，吸引了不少观众们的眼球。
在亚运会即将闭幕之际，借由孙杨与安踏的代言冲突，周公就以法律之眼透视个人与团队代言冲突之局，并从更长远的角度上，思考如何在举国体制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保障运动员、国家队和赞助商的三方利益。
1 一件衣服引发的风波
本次由“穿衣”引发的冲突事件，可谓一波三折。
8月19日晚，孙杨在摘得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后，未身穿中国代表团指定的安踏领奖服，而是穿着其个人赞助商服装领奖。安踏体育官方随即对此发表声明，表示一套领奖服不止于成绩更是国家形象，规则和底线不容辱没。
8月20日晚，拿到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后的孙杨，虽然换上了安踏指定的领奖服，但“机智”地用国旗遮住了安踏的Logo，强势回应安踏的声明。
8月21日，孙杨成功卫冕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领奖时，孙杨又用吉祥物挡住了赞助商安踏的标识。当被问到代言冲突时，孙杨更是“委婉而平静”地回应说：“场外争议对我来说是小阵仗，已经见怪不怪了。”
2 赞助矛盾频发，谁之过？
个人与团队代言的冲突并不只见于颁奖仪式上，也不局限于游泳赛场。放眼体坛，因运动员个人与团队的赞助商冲突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
在今夏结束的世界杯中，就有球员因“喝错饮料”、“穿错球袜”而被判47万人民币（每人）的罚款。周公也对此事件进行了评述。（点击蓝字复习：克罗地亚憾失冠军，还要被罚50万！）
而在中国篮坛，类似的事件也有先例。李宁作为CBA联赛的官方赞助商，要求球员必须穿李宁的球鞋上场比赛，而在2016年11月的一场CBA联赛中，签约NIKE的广东球员易建联就以“脚部不适”为由，将李宁球鞋脱在场边。
脱鞋事件为CBA联赛带来了惨痛的结果：李宁的年赞助费用从一年20亿降至一年10亿。这样的巨额损失似乎让姚主席十分心痛——在去年的全运会男篮决赛颁奖仪式上，姚明在为冠军球队辽宁队颁奖的时候，就在先后两次提醒周琦和郭艾伦将运动外套的拉链拉上，以确保不会露出其他品牌的标识，然后才将金牌挂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可以得知，在本次“穿衣”事件中，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队赞助商，安踏的合作协议中明确要求运动员必须身着安踏领奖服参加颁奖仪式。孙杨未穿安踏领奖服参与颁奖，使得中国体育代表团成为了协议中的违约一方。
也正因此，孙杨的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主流意见认为，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运行的根基，孙杨的行为与诚实守信这一商业合作的基本原则相背离。
然而，在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之外，还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权益，到底属于谁？
3 运动员商业利益开发，谁做主？
长久以来，我国的运动员培养一直遵循“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思路，运动员由国家出经费培养，服从国家队的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队作为运动员的培养单位，确实为运动员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投入。因此，从运动员的商业活动收益中获得一部分分成，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基于此，国家体育总局于2001年10月19日下发了《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运动员广告收益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原则上应当按照运动员个人50%、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15%、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项目发展基金15%、运动员输送单位20%的比例进行分配”。
另外，国家体育总局于2006年发布了《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其中也明确指出：“运动员的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家、集体大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取得的收益，各单位应当兼顾各方利益”。这两部详细规定奖金分成的规定也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近年来，但由于近年来体育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的大量涌入，围绕运动员商业利益的纠纷越来越突出。
以本次事件为例，以孙杨为代表的知名运动员认为，运动员的肖像权等权利属于私权，对其的商业开发应当由运动员个人说了算。在运动员签约个人赞助商的情况下，其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应当忠于个人赞助商。
但运动员的商业利益是一个巨大的蛋糕，指望国家游泳队对这笔财富拱手相让，是不太现实的。早在2011年，中国游泳协会便下发了《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因此，在役运动员必须经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批准，方可进行广告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
但从法律上看，游泳协会这一《管理办法》的效力值得商榷。上文提到，国家体育总局在2006年发布的《通知》中已明确指出，运动员的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家、集体大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取得的收益，各单位应当兼顾各方利益。而游泳协会却直接规定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显然有违背上位法的嫌疑。这也为后来发生的宁泽涛代言事件埋下了伏笔。
2015年11月，蒙牛成为游泳中心的赞助商，签下了国家游泳队的集体合同。而作为中国游泳队的成员，宁泽涛却接拍了伊利的宣传广告。在游泳中心看来，宁泽涛的行为属于私自接拍广告，要求他停止与伊利的广告并公开道歉。另一端的宁泽涛同样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为此退出国家队。这一事件后，宁泽涛逐渐淡出了国家队，本届亚运会也没能代表中国队参赛。
体育行业的逐步商业化不应忽略对运动员个体权益的保护，对于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游泳项目而言，尽管国家在培养运动员的过程投入巨大，但加入国家队并不是签订卖身契，逐渐放宽管控或许会是双赢的选择。
4 体育市场的良性商业秩序，如何构建？
代言冲突反映了日益发展的职业化体育产业和过去举国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思维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本土运动员的商业意识不断提高，懂得开发并维护自己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国内体育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商家们投入了真金白银，自然希望得到期望的反馈。
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体育行业职业化的浪潮需要各方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走出良性化的发展道路。
运动员们之所以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争取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除了运动员本身专业意识不足又没有好的经纪团队之外，很大的原因是当下的体育市场尚缺乏健全的运动员权益保护机制。
对此，各单项体育协会有必要加强运动员管理体系的构建。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制定、修改适合各自运动项目特点的运动员商业活动规定细则、合同。商业合作除了信守承诺不伤害赞助商的利益之外，还应当注意保护运动员的个体利益。
得益于近年来体育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的大量涌入，运动员们越来越像一个明星一样走到了荧幕前舞台上。民众对于运动健儿的印象，也正迅速地从挥汗如雨的“劳模”转变为四处走穴的“名人”，这种民众印象的转变，正是体育产业市场化进程的体现。
但是，正如孙杨与安踏的这次代言冲突一样，当下体育行业“野蛮”的商业化发展也映射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
如何破局？提升法律观念、加强法治管理是必经之路。于运动员而言，需要学会平衡各方利益，严守规则；于国家队而言，摆脱官办思维，既合理又合法地进行运动员管理，乃是重中之重。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出台合理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以专业化的视角和审判方式，维护这场商业化盛宴中各方主体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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