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英文名：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年10月1日～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1957年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杨振宁是最早两位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士之一。
杨振宁 杨振宁生于中国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少年时代就读厦门市演武小学，北京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等。1942年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在此期间他受教于王竹溪，吴大猷等物理学家。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是埃德华·泰勒（英语：Edward_Teller）。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开始同李政道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年富有成果的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于1999年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英语：C. 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他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58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65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杨振宁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在1971年重回中国大陆访问，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最早回大陆访问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杨振宁曾与陈省身、丘成桐等一起参与“保钓”运动。 杨振宁的结发妻子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他们有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目前居于北京清华大学。1997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
简介
杨家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曾祖父杨家驹(字越千)曾任安徽省太湖县的都司。1877年任满回原籍，途经合肥，为朋友挽留定居于此。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他祖父杨邦盛(字慕唐)的长子。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 杨振宁出生在合肥县(今合肥市)县城西大街四古巷。1933-1937年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1937年秋进入合肥省立第六中学。1938年初他们一家到了昆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1938-1942年就学于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十分强大。教杨振宁大一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等。杨振宁跟赵忠尧学习大一物理，跟吴有训学习大二电磁学，跟周培源学习大二大学。他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吴大猷先生给了他一篇罗森塔耳(J.E．Rorenthal)和墨菲(GM Murphy)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总结性文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代数专家狄克逊，杨武之让杨振宁从狄克逊写的《现代代数理论》中学习群表示理论。杨振宁发现书中仅用二十几页就将群表示理论讲得清清楚楚，极合他的口味。实际上，当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一些群论的基本原理，曾被放在父亲书架上的斯派塞的(有限群论)(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an endlicher Ordnung, 1923)中的美丽图形强烈地吸引住。他的家庭使他很早就受群论的熏陶。他写学士论文的经历，又使他对群论与对称性在物理中的应用有了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于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2年。他的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在杨振宁进人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前，曾听了王竹溪一系列关于相变的演讲，使他了解到相变是很重要的问题。在王竹溪指导下，他完成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的统计力学文章，这篇文章与一些其他工作合起来成为他的硕士论文。在研究院这2年间，他也从马仕俊那里学习到很多场论知识。 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杨振宁走的两个方向是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杨振宁始终强调这是他一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 1944年夏，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按照考试委员会所选定的专业，他报考了高电压专业。按照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从1944年秋到1945年夏，在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了一年高中数学。他一面教书一面学习和研究场论，彻底地学习了泡利所写的关于场论的总结文章。 杨振宁在昆明的7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基本上决定了他今后研究的主体方向。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当时已经是他最崇敬的三位物理学家。 1945年11月下旬他到达美国，原希望师从费米，但费米已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去处不明，使他甚为失望。几经周折，最后才在张文裕教授那里打听到费米即将去芝加哥大学的消息。 1946年初，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研究生。开学不久．他向费米提出，希望在他的指导下写一篇实验论文。但费米的实验室当时在阿贡，杨振宁是外国人，不能进入阿贡实验室。 后来，费米介绍杨振宁到艾里逊(Ｓ.Ｋ.Allison)的实验室去工作。当时这个实验室正在造一台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杨振宁和另外五六个同学花了大约20个月的时间，帮助艾里逊造成了加速器。可是，他用此加速器所做的实验却不成功。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实验，而把他当时已差不多写好了的一篇理论文章作为博士论文。 泰勒对群论在物理中的应用有很直观的见解。杨振宁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杨振宁的题为"核反应与关联测量中的角分布"的博士论文就是结合了物理见解与群论方法的一项工作。 在芝加哥期间，杨振宁一方面从事粒子物理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发展他对统计力学的兴趣。他花了很大力气读昂萨格在1944年所写的关于二维Ising模型的文章，为了理解顺磁化的机制，他还研究了布洛赫关于自旋波的文章及贝特1931年和赫尔谈1938年的文章。这一段努力，虽然没有立刻得出成果，却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费米和泰勒，特别是费米的研究风格的特点，杨振宁认为是从物理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杨振宁称这种方法为归纳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在中国学到了推演法，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归纳法，先后得到了中西教育精神的好处。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活跃的学术气氛中，接触到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些研究方向。那时正值粒子物理开始新的蓬勃发展。他与同辈的工作者和这门学科一同成长。在为他60岁生日的一篇演讲《读书教学四十年》中；他说："(我们)很幸运。" 1949年春，杨振宁申请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去做博士后研究，因泡利和朝永振一郎要到那里，那里还有一批在重整化领域中很活跃的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当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接受了杨振宁的申请之后，费米劝告他在那里不要超过一年，因为那里的物理太抽象了。实际上，费米、艾里逊和泰勒已得到芝加哥大学的同意，在1950年再将杨振宁聘请回来。 1950年春，奥本海默给杨振宁在高等学术研究所继续工作5年的机会，当时杨振宁有几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决定是否回芝加哥大学，他完全记得费米的告诫：不要在这个研究所待太久。可是他的女朋友杜致礼那时正在纽约读书，离普林斯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所以，他最后决定留在普林斯顿。杜致札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8月26日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杨光诺生于1951年，次子杨光宇生于1958年，女儿杨又礼生于1961年。 1952年12月中旬，杨振宁收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Cosmotron加速器的部主任柯林斯(G.B.Collins)的信，邀请他访问布鲁克海文一年。Ｃｏｓｍｏｔｒｏ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3吉电子伏)质子加速器，可以产生 介子和奇异粒子，许多实验组都在那里工作，做出许多有趣的结果，为此杨振宁决定接受这一邀请，于1953-1954年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工作了一年。 1954年回到普林斯顿，1955年晋升为教授。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自1949到1966年前后17年，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杨振宁．他准备从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想向董事会推荐杨振宁做他的继任人。杨振宁告诉奥本海默，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让杨振宁想一想再决定，经过考虑，杨振宁在一封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我不能肯定我会成为一个好所长，但我肯定不欣赏一个所长的生活。"尽管如此，命运给杨振宁作了一个新的安排。在1964-1965年间，纽约州政府在纽约州内的大学中设置了五个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托尔 (J.S.Toll)和物理系主任邦德(Ｔ.Ａ.Pond)与杨振宁接触，希望他接受该校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托尔和邦德并希望在石溪分校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由杨振宁当所长。这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管理起来很容易，考虑以后，杨振宁接受了石溪的邀请，于1966年到职。 1991年，本文作者写信给托尔，托尔在1991年2月22日的回信中说:"杨振宁到石溪分校是该校发展中最大的一件事。"该校自杨振宁到校后，一跃而成为美国注重研究的大学之前茅。他对全校的研究空气，对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阵容，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石溪分校的现任校长马伯格(Ｊ.Ｈ.Ｍarburger)在1991年 4月1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中说:"杨教授来到石溪，是石溪在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学术机构过程中的突破，使石溪成为美国一个优秀的科学中心。" 1971年夏天杨振宁访间了新中国，是知名华人学者访问新中国之第一人；为中美文化交流，为中美人民之相互了解，起了极大作用，深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杨振宁于1983年回忆1971年的感受与感想时说:"(那时)我想我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浓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确实，杨振宁从1971年以来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于1977年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为促进中美建交(1979年)做了许多工作。 1981年他在石溪分校设立了ＣＥＥＣ奖金，自美国和香港捐资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迄今已有80余人得到此项支持，其中绝大部分已回国到原单位服务。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自任基金会主席。8年以来基金会捐助中山大学1000多万港币，支持了中山大学近百项研究项目，并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 自1986年起，杨振宁接受陈省身教授邀请，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内组织了理论物理研究室。数年来该室在国际数学物理学界已颇有声誉。 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1980年获得拉姆福德(Rumford)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中国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
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工作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在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等方面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杨---米尔斯场论、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及杨---巴克斯特方程是他对物理学和数学的不朽贡献。
·1．杨—米尔斯场论
1953年杨振宁在访问布鲁克海文期间，和米尔斯一起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即著名的杨—米尔斯场论。这种场与称为阿贝尔规范场的电磁场不同，是一种有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场。这种场与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也由规范不变性原理确定了。当杨振宁还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就已经对电荷守恒理论与在相因子变换下拉氏量的不变性的关系感兴趣。当时，实验上已发现许多粒子，这些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他认为需要有一个原理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确立下来。那时，他就想把相因子变换下的不变性推广到同位旋守恒的情形中去。他尝试过许多次，都在建立方程(1)时遇到困难。1953-1954年当杨振宁访问布鲁克海文时，他又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当时米尔斯与杨振宁共用一个办公室。那时米尔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克劳尔(N.Kroll)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即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杨振宁邀他一同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于1954年2月初步完成对此问题的研究。文章于6月底写好，10月初在《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 这篇文章引进了非阿贝尔规范不变性及与其相关的规范场论，是划时代的工作，为整个粒子物理学奠定了以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理与方程。自然界中存在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强作用、电磁作用、弱作用和引力。现在知道，传递这些作用的都是杨一米尔斯场。 纵观300年来物理学的整体发展，我们才可以了解杨---米尔斯场论在历史上的地位。自伽利略与牛顿以来，物理学发展的精神是将物理世界的万千现象归纳为一些定律，最后浓缩这些定律为准确的基本方程。所以这些方程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本文作者之一曾指出300年来共有九组这种基本方程：(1)牛顿的运动与引力方程；(2)热力学第一与第二定律；(3)麦克斯韦方程组；(4)统计力学的基本方程；(5)狭义相对论方程；(6)广义相对论方程；(7) 量子力学方程；(8)狄拉克方程；(9)杨一米尔斯方程。杨---米尔斯场论在数学上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数学家用杨---米尔斯场作为工具去揭示微分流形的性质。对四维微分流形，杨---米尔斯场方程有一类特解，称为瞬子解，瞬子解形成了一个参数空间。近年来唐纳森在阿蒂亚、陶布思(C.H.Taubes)和乌伦拜克(K.Uhlenbeck)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这个参数空间去研究四维微分流形的拓扑结构，得到了唐纳森定理，这个定理与原有的费雷德曼定理相结合导致了四维欧氏空间上存在奇异微分结构的重大发现。为此唐纳森获得了1986年的菲尔兹奖。
·2．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
在50年代中期，粒子物理研究十分活跃，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了解许多新发现的粒子的性质：它们的电荷、自旋、质量、衰变等。在这些研究中出现了所谓θ-τ之谜。θ→ππ与τ→ππ最初以为是两种粒子。因为最简单的想法是给予它们不同的宇称。后来发现这种简单想法确实与许多实验数据相符合，所以θ与τ应该是不同的粒子。可是同时，另外又有许多实验数据指出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粒子，这就产生了θ-τ之谜。在1953-1956年间，这个问题渐渐地被认为是粒子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杨振宁和李政道当时对这个问题十分注意，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们探索了许多解θ-τ之谜的道路，都没有成功。其中一条道路是提议宇称不守恒。在1956年4月3日到6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杨振宁在回答费曼的问题时说，他和李政道曾研究过此道路，但未得具体结果。 未得具体结果的原因现在看来是当时他们以及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没想到关键的一点：宇称不守恒只在弱相互作用中发生。不但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还有误解，以为过去的?衰变实验中的宇称选择定则已证明了宇称守恒，所以θ-τ之谜没有解答。 1956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纽约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时忽然想到了这一关键的一点。以后两三个星期中他们通过许多计算证明过去的? 衰变实验中的宇称选择定则原来都不够复杂，都不能证明在?衰变中宇称守恒。为检验他们的想法，他们提出了几类新实验。 他们的分析于1956年6月写成预印本，后发表于《物理评论》。这篇文章未被当时的物理界所赞同。泡利在写给韦斯科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弱的左撇子…。"对于实验物理学家来说，由于他们所建议的实验都不简单，而大家又不相信他们的解决θ-τ之谜的方向是对的，所以很少人动手去做他们提出的那些实验。 哥伦比亚大学的吴健雄是Ｂ衰变实验研究的名家，她独具慧眼，决定与国家标准局的四位低温物理学家合作，去做杨振宁、李政道建议的实验之一。半年之后于 1957年初，吴健雄公布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在?衰变中宇称确实不守恒。这项结果引起了全物理学界的震惊。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普遍的结论：弱相互作用有许多种，?衰变只是其中一种，既然在?衰变中宇称不守恒，那么宇称在其他弱作用过程中也不守恒。各个实验室都竞相做其他的弱相互作用的实验。两三年以后证实，基本上在所有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都不守恒。 这一项成就为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赢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以后十年间基本粒子学界对对称性的多方注意。
·3．杨—巴克斯特方程
1967年11月与12月，杨振宁写了两篇文章，讨论一个极简单的一维空间量子多体问题。 1972年巴克斯特在一个二维空间经典统计力学问题中也发现了方程(4)的重要性。1981年此方程被命名为杨—巴克斯特方程。近五六年来，人们发现杨一巴克斯特方程在物理和数学中有极广泛的意义，它是置换群结构的一类推广。 就目前所知，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与下列的物理数学领域有密切关系。 物理：一维量子力学问题 二维经典统计力学问题 共形场论 数学：结理论和辫子理论 算子理论 霍普夫代数 量子群 三维流形的拓扑 1990年8月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数学大会上，四位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中，有三位的工作都与杨一巴克斯特方程有关。一般相信，此方程是一个基本数学结构，将会在物理与数学方面有更广泛的应用。
主要科学成就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在统计物理，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间成果丰硕。 在统计物理方面，他与李政道合作关于相变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为经典文献；他本人在1967年首先发现的Yang-Baxter方程为可积模型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对物理和数学都有广泛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 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一道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即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杨-米尔斯理论对基础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1970年代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规范理论的整体性质，亦即规范理论与数学上纤维丛的密切联系，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性质也是近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荣誉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Nobel Prize, Physics） 1980年获拉姆福德奖（英语：Rumford Prize）（Rumford Prize） 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U.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93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Benjamin Franklin Medal） 1994年获鲍尔奖（Bower Award） 1995年获 爱因斯坦奖章 (Albert Einstein Medal) 1996年获玻戈留玻夫奖（N. Bogoliubov Prize） 1999年获昂萨格奖（Lars Onsager Prize） 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
《家庭》：杨振宁翁帆婚后的真实生活
·爱情来了无处可逃
2003年底，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研究生的翁帆来到香港游玩。自1998年从汕头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汕头和深圳的贸易公司工作过，在经历与一名香港职员为期两年的失败婚姻后，于2002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在香港期间，翁帆想起杨振宁曾经告诉她：他和太太一般在香港中大度暑假。于是，她动了联系杨振宁的念头。原来，早在1995年暑假，汕头大学召开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翁帆被学校选中，负责接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清纯可爱的她当时深得科学家夫妇的喜爱。此后多年，她和杨振宁夫妇偶有书信往来。2003年秋杜致礼在美国去世，远在广州的翁帆并不知道。 2004年2月的一天，翁帆接到杨振宁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中文大学见面。见面前，翁帆还真有些激动与紧张：分别多年了，见到已经82岁的杨振宁教授，我是否应该上前搀扶他呢？ 让翁帆吃惊的是，面前的杨振宁教授精神矍铄，说话、思维和行动都很快，跟八九年前几乎没什么区别。翁帆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这次见面，大家都很开心。因为翁帆没有像理科学生对学术泰斗那样拘谨，所以谈话显得轻松随意。 这次见面以后，杨振宁对翁帆难以忘怀，他孤独的心被这个率真的姑娘温暖了。接下来的日子，一有空闲，杨振宁就会忍不住拨打翁帆的电话。翁帆渐渐习惯了在课余时间接听杨振宁的电话，这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不能如期接到杨振宁的电话，她会有一种失落感。有一天，翁帆正在广州和好友逛街，杨振宁的电话又打来了，翁帆就对着电话说：“我正和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朋友逛街呢。”被晾在一边的好友看出了苗头，打趣翁帆说：“杨教授是不是喜欢上你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不是喜欢上你，不会这么频繁地给你打电话。”翁帆羞得满脸通红。凤凰花开的香港5月，杨振宁邀请翁帆一起去石澳游玩。那天下着雨，石澳村通向海边有一段很陡的路。为安全着想，两人很自然地拉起手，走完那段路之后又马上松开。那时翁帆才发现，原来自己很喜欢杨振宁拉她的手。 2004年7月，翁帆和好友在网上找了两名志同道合的“驴友”，一起到内蒙古旅行。在茫茫的草原，翁帆接到已到北京的杨振宁的电话。杨振宁进一步邀请她去清华大学他的“归根居”做客。每年，他有部分时间呆在清华，部分时间呆在香港。 几天后，翁帆打车来到清华园，杨振宁已经吩咐保姆为翁帆准备好可口的饭菜。翁帆发现，多年的旅美生活，没有让杨振宁的生活方式西化，他十分传统。喜欢吃淮扬菜、喝红茶。两人交流多了，感觉彼此非常默契。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翁帆又去了山西旅行。那段时间，她常常心神不宁，面前老出现杨振宁的笑容。她意识到自己真的陷入爱情之中了，心里忽然很慌乱：这怎么可能呢？可静下心来想想，她认为杨振宁除了年纪大一点外，具备男人所有的魅力。她无路可逃，唯有向爱情投降。但她的内心仍旧很担心，毕竟两人相差54岁。回到广州，翁帆整颗心都已留在杨振宁那里。心里装着甜美的爱情。她常常有写英文诗的冲动，写完后就把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杨振宁。杨振宁总是把诗歌修改了又传回来。后来，翁帆把几首自己喜欢的诗贴在网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几位翻译系博士看后评价说：翁帆在英文诗歌的韵律和美感方面，的确很有天赋。在相思中受煎熬的两个人，好不容易等到2004年“十一”黄金周。杨振宁和翁帆商议好，一起去距离广州不太远、人又不太多的北海旅行。杨振宁知道翁帆喜欢拍照，特地送给她一台松下数码相机。蓝天白云大海间，留下这对忘年情侣的足迹。翁帆穿着最喜欢的Mickey休闲装，与杨振宁一起骑双人自行车，在椰林小道中快乐地穿行。
·勇敢结婚轰动全球
从北海回到北京几天后，杨振宁就通过电话向翁帆求婚。翁帆在广州接到求婚电话。撒娇说：“哪有向人求婚不送玫瑰的？”杨振宁连忙笑着许诺：“下次见面一定补给你。”2004年11月，翁帆特地回了趟潮州老家。翁帆的家境很好，翁帆的父亲翁云光向来最宠爱翁帆，那天，翁帆轻轻地向父母讲了自己与杨振宁的事情。翁云光夫妇着实大吃一惊。翁帆只得慢慢地解释、说服。开明的父母最终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父母一点头，翁帆立即把好消息告诉杨振宁。第二天，杨振宁就向人打听应该在哪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才得知像他这样的美籍华人，必须到女方的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赶紧打电话给翁帆，让她准备准备。晚上，他们商定好分别给朋友写邮件分享他们的喜事。 接到他们邮件的朋友都很激动，第二天一早，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神秘地议论着老朋友杨振宁的新鲜事，整个上午都没法工作。可就在这些教授一心要为杨振宁保密时，新加坡媒体却报出了杨翁订婚的消息。媒体一下子紧紧“咬”住翁帆，弄得她连手机都不敢接。 12月22日，杨振宁和翁帆飞抵汕头。翁帆的父母早已等候在宾馆。杨振宁称他们为“翁先生”、“翁太太”。而翁帆的父母则称呼杨振宁为“杨教授”。24日上午，杨振宁和翁帆由弟弟杨振汉夫妇陪同前去领取结婚证。杨振宁和翁帆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一前一后走进民政局的大门。春节期间，杨振宁陪翁帆回到广州，特地宴请翁帆在广州的朋友，并把朋友们带到他们下塌的白天鹅宾馆，看他们自己拍摄的DV。杨振宁特别喜欢拍摄DV。翁帆取笑他“有做导演的欲望”。两人出去玩的时候，杨振宁常常“指挥”路人替他们拍摄，还像导演一样喊“开始”、“停”。杨振宁对翁帆的朋友特别细心、友善，和这群年轻人打成一片。他很小心地询问年轻人对他们二人的结婚有何看法，听到祝福的话语后，又风趣地问：“那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男朋友的年龄限制是不是放宽了许多？”
·婚后温馨浪漫
两人结婚后，翁帆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换成《论许渊冲的诗学翻译思想》。许渊冲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杨振宁当年的清华同学。做论文的过程中，翁帆读了许教授的大量作品，并有机会向许教授亲自求教。尽管翁帆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有点仓促，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了，也得到了导师的好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研究生论文实行匿名评审，请校内校外各一名专家对每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评审，两位专家对翁帆的论文都给予较高评价，论文成绩良好。以前，翁帆的生活方式倾向西式：她喜欢喝咖啡，深夜还和朋友在网上聊天，早上起得很晚。婚后，她渐渐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得和先生一样，早睡早起，很有规律，白净的皮肤日渐红润、有光泽。 一般来说，他们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香港的家里没有请保姆，翁帆就自己动手准备两人的早餐：两杯牛奶、几片烤面包、两个煎蛋，简单而有营养。吃过早餐，杨振宁去学校上班。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为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引进学术顶级人才、筹款发展高等学术研究工作。近一年时间，他已为清华筹到1000万美元，还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当今计算机方面的全球权威姚期智聘到清华大学。先生上班去后，翁帆就在家里看书、修改论文。中午12点，夫妻俩吃一点简单的午餐，然后午休。下午两点多，夫妻二人各自工作。晚餐一般安排在6点半左右。在北京，家里有保姆帮着做。在香港，翁帆有时自己做，多数时间到外面吃。杨振宁很喜欢香港酒楼里的餐后甜品，翁帆则不敢多吃。傍晚两个人在校园散步，他们总是亲密地手拉手，而且十指相扣，杨振宁给翁帆讲一些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的故事，或者讲他从前和家人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故事，翁帆温顺地听着，感觉温馨而满足。晚上，两人坐在沙发上听音乐、看碟。他们租了《人间四月天》的VCD来看。两人还喜欢看历史剧。翁帆看过《孝庄秘史》，觉得不错，便推荐给扬振宁看。前些日子，他们听着古典乐曲，坐在小沙发上阅读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一起讨论里面的惊险情节。 杨振宁一直喜欢穿淡黄、浅粉等明快色调的T恤，还喜欢扎上皮带，显得很年轻、有精神。翁帆逐渐放弃原来喜欢的休闲打扮，转向更淑女、更稳重的装扮。 因为公寓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那边，出门都要自己开车。他们开的还是1980年杨振宁买的那辆日产车，有点像电影《亨利传奇》里的那种老爷车，用了近20 年，有时开到闹市里，回头率很高，因为香港几乎无人开这么旧的车。杨振宁总是自己亲自开车，他反应很快，泊车技术也很好。香港石澳旁有个小岛，空闲的时候，杨振宁和翁帆会开车去玩。扬振宁开车时，翁帆总是坐在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温柔地注视着先生。杨振宁很喜欢翁帆的目光，感觉像一束柔和的灯光打在自己的身上，安全而温暖。翁帆的一个多年好友也说：“翁帆看杨振宁的目光绝对前所未有的温柔。”对今后的打算，翁帆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先生，整理先生的学术资料和讲稿。有朋友问翁帆：“是否准备生孩子做妈妈？”翁帆说：“顺其自然吧。” 2005年4月，杨振宁和弟弟杨振汉、杨振平一起带着妻子爬黄山。杨振宁虽然快83岁了，可爬山时一点儿都不吃力，翁帆几乎是被他拉着走的。杨振宁开玩笑说：“帆帆，虽然我腿脚都很灵便，但我还是喜欢牵着你的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拉着你的手感觉很踏实！”一路上，翁帆声音轻柔甜美，语速很慢，普通话中夹着英文。杨振宁不时取笑她带有淡淡潮州口音的普通话。翁帆告诉朋友们，黄山之行，让她最感叹的一点是：身体好对人太重要了。她说杨振宁一家人的身体特别好，虽然都年过古稀，但全都很轻松地登上了黄山。翁帆和杨振宁的家人相处得很融洽，每当杨振宁的孩子从美国打电话过来，翁帆会接过话筒和他们聊上几句。 2005年6月初，翁帆的硕士毕业论文顺利通过了。回到北京后，她报名参加了法语班，她希望把这门学了几年同时又非常感兴趣的语言学得更好。她还准备买一台钢琴，希望未来能闻着院子里的花香，弹着钢琴，甜美地与先生过平静的日子。
